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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的治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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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章学诚是乾嘉时期著名史学家,在当时考据训诂之学流行的社会思潮下,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系统而又独特的治学思想。在治学目的上他强调“明道”“经世”,认为治学的目的就在于探究社会的发展规律,为现实社会服务;在治学态度上强调“为学之要,先戒名心”,只有戒除名利之心,才可能在治学道路上有所成就;在治学方法上认为“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强调正确做笔记的重要性;另外认为“学贵博而能约”,对博约关系也阐述的非常精辟;而其创新独到之处尤其表现在其“以文济史”的思想上。章学诚的这种治学思想对我们当今的学术研究也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关键词:章学诚;《文史通义》;治学思想

章学诚是乾嘉时期一位著名的史学理论家,自近代以来一直是史学史研究的热点,出现了一大批富有见地的论著,对章学诚史学思想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成就巨大,但是,完整而系统的研究还不多。本文即从四个方面对其治学思想给予初步的探讨,以期能较系统的概括其治学的精辟独到之处。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是乾嘉时代著名史学理论家。所撰《文史通义》一书,是一部全面总结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名著,与唐刘知几《史通》并称于世。其中,他对“经世致用”的强调和对“六经皆史”的高唱,对“史意”和“史德”的首次论述,对方志学理论等的阐述都给整个史学赋予了崭新的内容和意义。

然而,另一方面,章学诚所处的“乾嘉盛世”,却是考据训诂之风盛行,思想匮乏单调,最缺少生机之时。惟独他却以世俗时运为重,“逆于时趋”,追求学术“贵专”,重“自得”,意在“经世致用”的思想。这种难得可贵,态度严肃的治学理念,在今天仍有可贵的借鉴意义。本文即从其治学的几方面理论谈起,进行一些基本的归纳。

一、治学目的——“明道”“经世”

“经世致用”是我国传统史学中的一个优良传统,从孔子作《春秋》,司马迁著《史记》,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无不反映出这一精神与思想宗旨。章学诚继承了我国史学这一传统,反对当时学术界务考索和腾空言两种不良倾向,强调“史学所以经世”,认为治学的目的,是为了“明道”、“经世”,“非为人士树名地也”。他说:“学术无大小,皆期于道。”至于什么是“道”,他解释说:“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可见,他所说的“道”是指事物的客观规律。也就是说,做学问的目的,是为了探求客观真理,以通今致用,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这在认识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水平。

章学诚“明道”“经世”的治学目的,划清了“学古”与“古学”的区别,鄙视争名趋利,为学术而学术,表现其一声“煌煌升斗,终岁奔驰”以治学的旨本与态度。可见,章学诚一生含辛茹苦,孜孜治学,无非是使短短百年之生,对国脈民命有所裨益,其“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的思想也确实无愧于中国古代大圣人孔子“吾欲托着空言,不如见著实际之深切著名也”的明训。故虽“经世致用”之说不始于章学诚,而他却于此执著最坚,阐发最深,不得不说是“经世致用”的集大成者。

二﹑治学态度——“为学之要,先戒名心”

人,总是企盼辉煌;事业,也总是力求辉煌。时尚之心,名利之图,往往反映在治学之中,认为只要著书立说即可名利双收。可章学诚从治学是为了明道经世这个大前提出发,认为既然治学是为了阐明世道,立言垂后,那么只要“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告诫学者治学的态度必须严肃认真,作文也要“良工不示人以璞”,不要将尚未成熟的作品轻易发表。他提出“为学之要,先戒名心”,即做学问写著作要在学术上取得成就,首先必须力戒名利思想,淡泊以明志。

章学诚一生即是如此,从不追名逐利,虽然穷困潦倒,藉笔墨为生,但仍能坚持治学,“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把学问当作“饥之可以为食,寒之可以为衣”的东西。而事实上,章学诚毕竟生活在曾经屡兴文字狱和考据学盛行的乾嘉时代,当时社会风气被严重的宋学空谈义理,汉学专事考据思想所淹没。当时许多学人,为了追求个人名利,大多盲目趋附风气,往往不顾自己有否专长,故意标新立异,读书少而著作多。可尽管如此,最后章学诚仍然坚持反对学者盲目趋炎附势,认为学者应按自己的专长治学,“与一代风尚所趋不必相适合者,亦势也”。章学诚的这种态度,对于抵制当时的文化专制,显然是有进步意义的。

三﹑治学方法——“札记之功,必不可少”

学者基本功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其学术研究的成败。章学诚十分重视学者的基本功,他所说的基本功,大致可以概括为才、学、识三方面的训练。在谈到这三方面的相互关系时他说:“才须学也,学贵识也。”这是因为“学问文章,聪明才辩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也”。这里,他所谓的识,是指学者的思想观点,也就是学问文章的灵魂。无论才也好、识也好,章学诚认为都必须通过学才能获得。

“存记札录”是一种“藏往以蓄知”的主要手段,章学诚还指出做札记的方法:其一,他认为札记不是一般抄书,而是读书过程中有了心得体会随时加以笔录,这样才能“日有积焉,月有汇焉,久之又久,充满流动,然后为文辞,浩乎沛然,將有不自识其所以者矣”,“此则文章家之所谓集义而养气也”。其二,要做到“三多”即多做札记,多动脑子,多为思考,这样就不是为做札记而做札记,而是有蓄待发;其三,做札记应有取舍。他说:“大抵文章学问,善取不如听善弃。天地之大,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不能,故有志于不朽之业,宜度已之所长而用之,尤莫要于能审己之所短而谢之。是以舆薪有所不顾,而秋毫有所必争,诚贵乎其专也。”即要求人们做学问、搞学术要主次分明,择一而专,成为专家。如果没有取舍地样样都去研究,结果将是一事无成。

章学诚“札记之功,必不可少”,确是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有效手段,对我们至今仍有很大的帮助。

四﹑博约关系——“学贵博而能约”

章学诚《文史通义·博约》篇开明宗义道:“沈凤墀以书问学,自愧通人广座,不能与之问答。余报之以学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这反映出章学诚治学过程中的博约思想。所谓博与约的问题,是指学者追求知识面的广博与精约之间的关系问题。章学诚把博与约之间的关系看成是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他认为“学贵博而能约”。

章学诚认为博是为专精服务,精才是立学成家的最终归宿;反之,博是专精的基础,只有博才能专精,“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以现在话来说,博与约(专精)犹如一个三角形,只有三角形下底宽大,三角尖顶才能更尖(专精),故博与约两者是治学过程中相互依存的统一体。说明学者在做学问、搞学术中,必须由博返约,才是一条成功之路。

综观章学诚的治学思想,他对“明道经世”思想的高唱,对世俗名利的漠视,对博约对立统一的阐述,对文辞性情的重视,对学术批评严肃而又慎重的态度,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乾嘉文化专制时代的一股逆流之风,更是一种文化的清新之风。而当今的学术领域也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学术研究与现实脱节或在解决现实问题上的作用甚微、学术创新乏力以及学术腐败等等,针对于此,章学诚的治学思想无疑会给我们指出一条革新的大道,对我们的学术及研究都有着伟大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王印策(1985-)男,河南永城人,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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