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物理学史上的无冕之王
摘 要 与普朗克、爱因斯坦和玻尔一道，索末菲是现代理论物理学的创始人，是最伟大的德国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他创立了著名的“慕尼黑学派”，培养了如海森伯、泡利、德拜和贝特等众多诺贝尔奖得主和知名学者，是真正的“大师之师”，一生更是创记录地获得81次诺贝尔奖提名，但遗憾最终未能如愿。索末菲承前启后，亲历了理论物理学在德国的兴起和兴盛过程，也目睹了极权统治对科学的伤害。虽然也曾一定受盲目的爱国主义迷惑，但终其一生，历经众多动荡岁月，他还是保持了一位正直学者应有的风骨。埃克特集30年研究精华于一身，穷档案书信资料于一体的《索末菲传》，既体现了时代变迁，同时又具个性特质，内容翔实、视野恢宏，是对索末菲这位无冕之王、大师之师的最权威的传记。
关键词 索末菲 慕尼黑学派 德国文化 科学与政治
[德]米歇尔·埃克特著，《阿诺尔德·索末菲传——原子物理学家和文化信使》，方在庆、何钧主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定价：78元
德国自1871年统一后，在三四十年间，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大国。科学和技术在德国的崛起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19、20世纪之交，绝大部分人认为20世纪应该是德国人的世纪。除了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外，德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都领先于世界水平。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科学界的大批精英离开德国，德国从此沦为一个二流国家。两次世界大战让德国引领世界的梦想彻底破灭。德国经历了一场又一场过山车式的变化，迅速崛起，迅速衰落。“二战”结束后，美国取代德国，成为真正的“世界科学中心”。
在这长达70年的激动人心却又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德国物理学家群体的表现可谓可圈可点。作为“清流”，他们被称为德国的“士大夫”（Mandarin），属于新兴的“有文化的或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Bildungsbürgertum）。这个阶层其实也不是同质的，但却以“不问政治”（apolitisch）为共同特征。所谓“不问政治”，其实不过是一种过于天真的想法，并不是完全与政治无关，而是不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在和平时期，这一阶层为德国的迅速崛起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在集权时代，他们却无意间成为了当权者的棋子，用来为暴政背书，被动地助长了统治者的暴行。德国的兴起和衰落与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长期以来，我们缺少一本既能体现时代变迁，同时又具个性特质，内容翔实、视野恢宏的德国物理学家的传记。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集作者30年研究精华于一身，穷档案书信资料于一体的《索末菲传》，出乎意料地全方位满足了我们的需要。
与普朗克、爱因斯坦和玻尔一道，索末菲（Arnold Sommerfeld，1868—1951）是现代理论物理学的创始人，最伟大的德国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他创立了著名的“慕尼黑学派”（或称“索末菲学派”），培养了如海森伯（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泡利（Wolfgang Pauli，1900—1958）、德拜（Peter Debye，1884—1966）和贝特（Hans Bethe，1906—2005）等诺贝尔奖得主和知名学者，一生更是创记录地获得81次诺贝尔奖提名，可惜最终未能如愿。
像绝大多数威廉时代的德国学者一样，索末菲身上具有 “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典型特点：靠自身努力成就学术地位，忠君爱国，具有强烈的德意志认同感。那些典型的普鲁士美德（Prussian virtues）：责任、忠诚、勤奋、效率、廉洁、自律、秩序、守时，以及努力工作，用事业上的成绩来证明自己在世上的价值，在他身上都得到完美体现。与此同时，他不可避免地带有同时代德国科学家身上一些习而不察的特征：盲目的爱国主义，对国家无条件的忠誠，将“军事主义”（Militarismus，或译“军国主义”）视为德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大学时代他就热衷于参加表现男子汉气概的“兄弟会”的活动，脸上的一道疤痕就是在决斗中留下的，这也成为后来职业道路上的一张通行证。“一战”爆发后，虽然没有像大多数著名教授那样，在臭名昭著的《致文明世界的呼吁书》上签名，但他支持德国在比利时的军事行动。凡有利于德国的事，他都去做，不管这样做最后的反响如何。比如，当国外媒体对德国占领比利时后的野蛮行径进行揭露时，他非常气愤，认为媒体夸大了事实，怒气冲冲地写信给报社，为德国的行径辩护。只是在爱因斯坦的劝说下，最后才没有继续进行下去。1893年，他按照要求已经服完兵役。但在此后的8年间，他每年都自愿服8周的兵役，即使后来已升为教授，他也坚持义务服兵役。服兵役期间，有时晚上要待在非常寒冷的马厩里，不过这并没有让索末菲感到艰苦，相反，他认为这是对人的意志的考验。
每个人都可以从自身或自己国家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但前提是不能损害他人或他国的利益。由于德国曾经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在历史上饱受欺凌，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与英法等成熟国家之间差距甚大。寻找并强调自身的特殊性，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这也是德国知识分子为了强调自己国家的文化独特性，将“文化”（Kultur）与“文明”（Zivilisation）对立起来。“文明”是“发明”出来的，处于一个相对低级的地位，而文化是“创造”出来的，是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民族性的表现。这种过分强调自己民族特质的思维方式，不可避免地使德国学者很难设身处地地从其他国家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索末菲当然也不例外。只是在纳粹当政之后，他的态度才开始转变，尤其是其在后继者人选方面遭际到种种匪夷所思的奇遇之后，他开始彻底反省了。
德国本来可以给献身学术的爱国学者持续不断地提供最佳的研究条件，但由于动荡的政治时局，加上人性中种种阴暗面在特殊时期的超级显现，使得纯粹的学者极难生存，留下更多地是一群甘愿被政治化的科学家，以及少数冠有学者之名，实为人类所不齿的跳梁小丑。极权制度固然要为这种大的趋势负主要责任，但能否经得住历史考验却是科学家们的自身选择。索末菲身上固然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但终其一生的表现，他配得上一位真正的学者的称号。这样的学者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稀缺品，我们这个时代尤其缺乏。
一
索末菲的学术生涯起源于19世纪90年代的格丁根大学，当时的世界数学中心。经过在相对封闭、视野狭隘的克劳斯塔尔矿业学院，以及以应用为主的亚琛高等工学院十年的摸爬滚打，1906年，他来到慕尼黑大学，担任理论物理学教席，形成了著名的“索末菲学派”。他不仅是一位科学大家，更是一位绝无仅有的优秀教师。
索末菲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这与他的特殊经历有极大的关系。索末菲在事业的起步阶段，曾在格丁根担任著名数学家费利克斯·克莱因（Felix Klein，1849—1925）的助手。这是一份无所不包的工作，包括全面整理克莱因的讲课笔记，查找资料，完善讲义，誊写终稿，与此同时，还要管理图书阅览室。之后他与克莱因一起从事《数学科学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成为这项长达30年（从1898年持续到1928年）的庞大工程的主要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他学到了太多的东西。首先是挑选最合适的人选。为此，他与克莱因遍游欧洲，邀请当时最有名的学者进入《数学科学百科全书》的阵营。其次，对来稿进行编辑加工，其中包括修改那些有名的前辈们的手稿。比如，针对洛伦兹（Hendrik A. Lorentz， 1853—1928）有关电动力学的文章，他就直言不讳，“还可以在一些地方更详细一些，在物理学上更清楚一些。”洛伦兹比索末菲大15岁，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非常受人敬重，索末菲甚至将自己的次子取名“洛伦兹”，但这些因素并不影响索末菲修改洛伦兹的手稿。顺便说一句，爱因斯坦也非常敬重洛伦兹，把他看成是自己精神上的父亲。索末菲与爱因斯坦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特别。他比爱因斯坦大10岁，成名也早于后者，但遇到与相对论有关的问题时，他还是亲自跑到苏黎世向爱因斯坦请教。之后，他与爱因斯坦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友谊。在纳粹势力一手遮天，他孤独无援，所有的邮件都受到审查时，他就借出国开会的机会，给爱因斯坦写信，吐露自己内心的苦闷。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学者之间建立了真正的友谊，这是非常难得可贵的。
索末菲这种兼收并蓄，不耻下问，以追求真理为导向的做法，在他留给后世的6卷本《理论物理学讲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与一般教科书抄来抄去，从不解释说明的做法相反，他力求将问题的来龙去脉弄清楚。通过与当代学人之间的互动，不断地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吸引进来，他的讲义成了理论物理学领域里最系统、最前沿的标志性读物。这本讲义名义上是他一人所著，其实吸引了同行和学生的许多研究成果。
他善于发现天才，并想尽办法引导他们迅速成长。他发现和提携德拜、泡利和海森伯的过程，是物理学史上的经典例子。在亚琛高等工学院任教时，他就发现了德拜的天才，后来他到慕尼黑任教后，就将德拜带过来作为助手。许多习题课就直接交给德拜来上，给予后者极大的鼓舞，也提升了德拜的学术自信。德拜后来能在学术上迅速提升，与索末菲给予他的信任、自由是分不开的。当大学二年级学生海森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时，索末菲鼓励他将想法写出来发表，并向同事郑重推荐，而且从一开始就清楚定位两人之间是合作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式的师生关系。19岁上大学，21岁就获博士学位的天才少年泡利，就是在索末菲手下毕业的。正是在他的鼓励下，还是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泡利为《数学科学百科全书》写了“相对论”词条，后来单独出版，为此得到爱因斯坦的高度称赞：“任何一位研究这一成熟而构思宏大的作品的读者，都不会相信它的作者是一位只有21岁的年轻人。作品精彩纷呈，处处令人赞叹：对思想发展进程的心理理解，精确的数学推导，深刻的物理洞察力，系统性的清晰表述，渊博的文献知识，完备而信实的论证，以及有力的批评。……泡利的书值得推荐给所有在相对论领域进行创造性研究的人，以及所有想要准确了解相对论的根本问题的人。”① 泡利对同事和朋友常提出非常严厉的批评，被称为“上帝的鞭子”，但他在索末菲面前，从来毕恭毕敬。正是泡利和海森伯这样的少年天才的出现，形成了“索末菲学派”的神话。
在索末菲个人魅力的感召下，大批才华横溢的学生加入他的研究团队。他常与学生一起去酒吧喝酒，打保龄球，邀请学生和同事到他家中边聚边聊，到他位于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度假小屋里一边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一边畅谈学术。通过与这些思想异常活跃的年轻才俊之间的不断交流，索末菲对于新的研究似乎就具有了一种直觉，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哪些方向有发展前途。除了海森伯、泡利、德拜和贝特等四人是在索末菲手下获得博士学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外，在索末菲手下做过博士后或获得“教授资格”的人当中，还有三人获得诺贝尔奖。他们是鲍林（Linus Pauling，1901—1994）、拉比（Isidor I. Rabi，1898—1988）和劳厄（Max von Laue，1879—1960）。也就是说，有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在他手下学习或工作过的。此外，他培养的博士生后来大都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如海特勒（Walter Heitler）、派尔斯（Rudolf Peierls）、贝歇特（Karl Bechert）、布吕克（Hermann Brück）、埃瓦尔德（Paul Peter Ewald）、芬伯格（Eugene Feenberg）、弗勒利希（Herbert ）、菲斯（Erwin Fues）、吉耶曼（Ernst Guillemin）、亨爾（Helmut Hönl）、霍普夫（Ludwig Hopf）、克拉策（Adolf Kratzer）、拉波特（Otto Laporte）、楞次（Wilhelm Lenz）、迈斯纳（Karl Meissner）、泽利格（Rudolf Seeliger）、施蒂克尔伯格（Ernst C. Stückelberg）、韦尔克（Heiich Welker）、文策尔（Gregor Wentzel）、朗代（Alfred Landé）和布里渊（Léon Brillouin）等。另外还有一些博士后也在各自领域成就斐然。如阿利斯（William Allis）、康顿（Edward Condon）、埃卡特（Carl Eckart）、肯布尔（Edwin C. Kemble）、休斯顿（William V. Houston）、赫茨菲尔德（Karl Herzfeld）、科塞尔（Walther Kossel）、莫尔斯（Philip M. Morse）、罗伯逊（Howard Robertson）和鲁宾诺维奇（Wojciech Rubinowicz）。
玻恩（Max Born， 1882—1970）相信索末菲具有发现天才和培养天才的才能。爱因斯坦对索末菲的这种才能更是赞不绝口：“我尤其钦佩您的是，您神速般地培养出一大批年轻的天才。这是真是太神奇了。您肯定有一种能把您听众的精神精炼和激活的特殊才能。”①
二
前往美国的多次学术访问，对索末菲的思想和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不但给他提供了急需的硬通货，改善了他的生活，让他的思想在美国得以传播，同时也让他比绝大多数德国教授更早地觉察到了美国的潜力。在德国的物理学研究水平还处于顶峰时期时，他就看到了自身的危机。早在“二战”之前，索末菲就已经认识到，以前被德国学者所瞧不起的美国，在许多领域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美国在经济实力上早已超过德国，并且似乎具有无限的潜力。向美国学习，把美国的成功经验搬到德国，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而保持德国的竞争活力，是德国一代有识之士的共识。从哈纳克、克莱因到索末菲，莫不如此。
美国的生活方式很合索末菲的胃口。“在这个国家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很好：教课、财务方面、社交方面（男人衣着的随意得令人难以置信，我经常穿着拖鞋和印度衬衫到处跑）。所有的安排都是尽量让人舒服，用尽量少的努力和麻烦达到目的——和我们正好相反！”①
从一个等级森严，事事都讲究秩序的国度，来到一个充满活力，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欣欣向上的新大陆，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身心解放。轻松的生活方式增加了他对美国的好感。索末菲有不少学生后来也到美国任教，他们与索末菲交往密切。早在1922年，当他作为麦迪逊的客座教授时，他就已经意识到物理学的未来在美国。“1929年对帕萨迪纳以及1931年对安阿伯的访问，进一步加强了他对美国物理学的这一判断。对他来说，美国在政治上也是未来之国。”②“二战”结束后，索末菲的亲美立场没有毫无改变。尽管去纳粹化和为德国重建采取的一些措施并不得人心，但也没有动摇索末菲对美国的态度。
美国的政治体制是确保它替代德国的法宝。除此之外，灵活的科研体系，众多的资助渠道，充满朝气的生活态度，都是德国僵化的科研体系所无法比拟的。
必须承认，德国的科研体制最初的设计是非常理想的、典型的精英模式。通过不断竞争，每个教授席位都应由最优秀的人来担任。但现实情况却复杂得多。首先，教授席位过少，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新需求。其次，获得教授席位的时间过长。按照德语国家的传统，要想在大学任教，首先必须要有博士学位。而获得博士毕业后，还要提交一篇“教授资格论文”（Habilitationsschrift）。只有获得“教授资格”的人才能受聘成为大学教授。由于“僧多粥少”，许多人虽获“教授资格”多年，仍没有大学聘用，只能担任“无薪讲师”或“私俸讲师”（Privatdozent），靠学生交纳的微薄听课费度日。最悲惨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在柏林大学获得“教授资格”后，当了15年的无薪讲师才被聘为副教授，1914年才获聘成为新成立不久的施特拉斯堡大学的正教授。为了能在这条狭窄的学术道路上生存下去，无数英雄竞折腰，半途而废者不知多少。相比之下，在美国获得终身教职（tenure）时间要短不少。另外，具有实用主义传统的美国高等教育，与工商业联系密切，充满了活力。反观德国，长期以来，综合性大学（Universität）高高在上，由文化部管理；而高等工学院（Technische Hochschule）地位低下，由贸易部管理，两者井水不犯河水。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得不由竞争变成合作，尤其是在工程教育领域。索末菲通过自己的经历，将数学与工程完美地结合起来，在两者之间建筑了真正沟通的桥梁。正是由于他的努力，让高等工学院的同行认识到数学在工程中是非常有用的工具，純粹的实践经验已不足以解决日常复杂的工程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动态情形时。索末菲等人的努力促进了综合大学与高等工学院之间的和解。到了19世纪末，迫于现实的巨大需求，加上一些知名教授的积极呼吁，再加上德皇威廉二世对技术的迷恋，高等工学院才得以提升到与大学同等的地位，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巧合地是，德国的综合国力的上升与德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三
不回避学者之间的矛盾，忠实呈现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本书的两大亮点。1926年，当68岁高龄的柏林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普朗克准备退休时，他想到的最理想的接班人是索末菲。德国物理学界的著名人物云集于柏林，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1821—1894）和基尔霍夫（Gustav Kirchhoff，1824—1887）曾在柏林工作过，普朗克和爱因斯坦当时还在柏林，柏林才是德国真正的学术中心，但索末菲不想放弃自己在慕尼黑20多年亲手建立的事业。虽然他本人也是普鲁士人（出生在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但他觉得，“在庞大而繁忙的柏林，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很难像在慕尼黑那样密切”。他喜欢巴伐利亚的生活方式，轻松愉快，接近自然。“人在柏林很快就会被榨干，而在山脚下的慕尼黑，老人都能焕发青春。”①这一点确实不假。海森伯晚年也将马普物理研究所由格丁根搬回慕尼黑，可能也是得自老师的真传。
索末菲未能察觉的是他的同事们的保守态度和反犹主义。远的不说，当年埃伦费斯特（Paul Ehrenfest，1880—1933）虽在大名鼎鼎的玻耳兹曼（Ludwig Boltzmann，1844—1906）手下获得博士学位，但因为他是犹太人，又没有获得“教授资格”，在慕尼黑求职没有成功。后来索末菲推荐他到了荷兰的莱顿，就被遴选为洛伦兹的接班人。正因为不拘一格的作法，莱顿成为德国之外的少数几个物理学中心之一。
索末菲与玻尔（Niels Bohr，1885—1962）之间的关系，一开始非常融洽。索末菲的两位得意门生，海森伯和泡利都得到玻尔的欣赏。正是在玻尔的帮助下，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海森伯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到哥本哈根跟随玻尔继续量子理论的研究。索末菲的重要成果，也是建立在将玻尔的氢原子模式进行推广的基础上。出于可以理解的理由，他在这一过程中发现（用“担心”或许更佳！）玻尔“开始在自己的园子里摘果子”，就迅速将研究成果提交给巴伐利亚科学院发表。将玻尔的“圆周轨道”扩展到索末菲的“椭圆轨道”，“玻尔-索末菲模型”才得以建立。但两人的物理观念不同，认识论方面差异也很大，对待一些问题的看法自然不同。比如，索末菲就不认为玻尔后来提出的“互补原理”对量子理论有多大的用处。在他看来，没有“互补原理”的量子力学照样有效。学术界尤其应该允许这种不同观点的存在。只是后来，当玻尔获得1922年度诺贝尔奖，索末菲屡获提名却无缘诺贝尔奖时，他开始怀疑这中间可能跟玻尔有点关系。无独有偶，在助手海森伯获奖多年后，玻恩都未能获奖，也曾在私下里抱怨有可能是玻尔在其中使坏。可是从目前公开的诺贝尔奖提名档案来看，没有任何材料说明玻尔曾阻止过索末菲和玻恩获奖。更大的可能性在于，当时诺贝尔奖委员会中负责物理学奖的学者，没能对索末菲和玻恩的成就给出恰当的评价。当然，玻恩比索末菲要幸运一些，在他晚年从爱丁堡退休返回德国格丁根附近居住后，获得了1954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1927年7月，索末菲曾参加过慕尼黑大学的校长竞选，最后以50票对对手的68票而败北，一位“科学上无足轻重”，但让极右势力放心的“国家主义者”击败了“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这件事让索末菲开始清醒起来，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不佳，后悔当年没有接受普朗克的席位，只是他对物理学的兴趣暂时压倒了政治所带来的烦恼，才没有让他沉浸在失望中，但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1935年4月，索末菲到了退休年龄，可他的继承者还没有选好。他只能被迫暂时代理自己的席位。他最钟意的人当然是自己的得意门生海森伯，但他的建议没有得到学校当局和帝国科学部的支持。忠于纳粹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德意志物理学”的代言人斯塔克（Johannes Stark， 1874—1957）想染指这件事，遭到了索末菲的强烈反对。最后纳粹教育当局任命力学教授威廉·米勒（Wilhelm ）作为索末菲的接任者，直接羞辱了索末菲。米勒没有发表一篇理论物理学方面的论文，甚至都不是德国物理学会的会员。尽管势单力薄，索末菲还是毫不退缩，与斯塔克之间展开了激烈斗争。虽然没有成功，但他的正直和勇气永远值得我们学习。除此之外，我们更要学习他追求真理的精神。
通过这本书我们看到，德国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从根本上改变了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在索末菲身上，个人热忱、科学兴趣与国家命运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但诚如作者所说，“任何简单地概括索末菲一生的努力都是不合格的”。索末菲身上带着深深的德国文化的烙印，他的伟大和渺小体现在无数的细节当中。阅读本书，我们对德国如何成为世界的科学中心，又如何失去中心地位，至少多了一份感性认识。
四
本书作者埃克特（Michaet Eckert）在今年退休前是挂靠在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科学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的研究经费主要来源于德国科学基金会（DFG，也译为“德意志研究会”）的项目支撑。在一个项目（3年或5年）快要结束前，就要寻找下一个项目。一般而言，这种没有保障的生活方式会让研究人员抓狂，造成精神焦虑，恐怕埃克特也很难不受影响。好在他每次任务都完成得非常出色，接下来的项目申请都能顺利通过。当埃克特1981年决定从理论物理学转向科学史研究时，他自己并没有想过这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多大的改变。当时有一个为期3年，他本人非常感兴趣的“固体物理学史”研究项目，他不假思索就投入进去了，收集资料，进行采访。采访对象之一是索末菲教授席位的继承者弗里茨·博普（Fritz Bopp）。在交谈过程中，博普向他展示了一个装满了原始论文和往来通信的箱子，其中就有爱因斯坦写给索末菲的第一封信。这些原始资料让他大喜过望，也萌发了想研究作为科学家和个人的索末菲的兴趣。索末菲在1927年提出的金属电子论是他最初的研究重点。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又顺藤摸瓜，从索末菲的孙辈们所保留的家信中，找到了索末菲留下来的一大批珍贵文件。将这些文献纳入已有的索末菲文献中，使得德意志博物馆档案馆成为索末菲遗物（Nachlass）的收藏处。利用这一优势，埃克特与同事普里卡（Willibald Pricha）、舒伯特（Helmut Schubert）和托尔卡（Gisela Torkar）在1984年举办了一个索末菲生平事迹展，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枢密顾问索末菲》（Geheimrat Sommerfeld——Theoretischer Physiker： Eine Dokumentation aus seinem Nachlass）。他还请索末菲的学生汉斯·贝特为此书写了序。在布展过程中，埃克特加深了对索末菲的认识。他发现，不能只将索末菲作为科学家看待，应该更多地从人的角度来考察他。他在与贝特的联系中，也深深地感受到了作为索末菲的学生的那种归属感和自豪感。
尽管之后又做过许多其他方面的项目研究，但静静躺在德意志博物馆中的索末菲档案，始终对他充满了诱惑和挑战。由于缺少经费支持，不可能出版像《爱因斯坦全集》和《玻尔全集》那样的鸿篇巨制。作为弥补，他与梅克尔（Karl Märker）合编了四卷本的《索末菲科学通信选集》。他们将索末菲的所有档案都做了完整地数字化处理，所有文档信件都可以上网查到①。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编辑完《索末菲科学通信集》后，他想在此基础上写一本全面综合的《索末菲传》的计划得到了德国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他将30多年的积累，全部融入这部600多页的传记中。2013年，在纪念玻尔-索末菲模型一百周年之际，本书的德文版出版了，很快就被译成英文，两个版本都得到学术界好评。值得指出地是，当作者了解到科学传记类的图书在我国销路有限时，就无偿将本书的德文版权给予我们。
埃克特为人低调，几十年如一日，专心致志地做自己感兴趣的物理学史，不为其他诱惑所动。在他退休之际，德意志博物馆科学史研究所专门为他举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学界对他的学术成就的认可就是对他的最佳奖赏。近十年来，我曾多次在德意志博物馆做客座研究，期间几乎与作者每天见面。每次看到他坐在地下一层那间与人分享的约10平米的办公室中安静地工作时，心中都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感动和敬佩。
埃克特博士在量子物理学史方面用德文、英文和法文发表了大量的专业论文，每篇都掷地有声，引起学界持续的反响。除本书外，他还出版过《海因里希·赫兹传》（Heiich Hertz）和《原子物理学家》（Die Atomphysiker），正在撰寫《路德维希·普朗特传》（Ludwig Prandtl）。他在原子物理学史、量子物理学史以及作为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学科的流体动力学发展史方面，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是世界公认的科学史权威。他的《原子物理学家》和《海因里希·赫兹传》曾被译成日文，引起日本学界的重视。相信这本《索末菲传》中文版的出版，一定会有益于我国学界对索末菲及其学派的研究，深化我们对于科学在德国的兴衰历程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