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名宿”常乾坤

他是我党、我军真正从飞行员成长起来的空军将领。是真正接受过航空理论系统教育的空军将领，是对人民空军人才与装备建设、作战指挥等都作出贡献的将领。

说起开国中将常乾坤，军史研究者一般喜欢用四个字来评价他：“空军名宿”。之所以称他是“空军名宿”，是因为他是我党、我军真正从飞行员成长起来的空军将领。是真正接受过航空理论系统教育的空军将领，是对人民空军人才与装备建设、作战指挥等都作出贡献的将领。

常乾坤，1904年7月出生在山西晋南王屋山下的垣曲县毫城村。1925年6月考入黄埔军校炮兵队。192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1月，进入苏联空军独立航空队担任中尉领航员，曾受到苏联空军的奖金奖励。1932年12月，考入苏联航空工程最高学府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的航空工程系。1938年3月，从苏联回到新疆乌鲁木齐。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最早的飞行员之一，曾任八路军航空工程学校教务主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军委航空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等职。他在航空理论方面有较深的造诣，是著名的航空专家和航空教育家。他精通俄文，懂英文、日文和德文，曾担任过朱德总司令的首席俄语翻译。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人民空军的创建工作，在空军的军事训练、院校建设、科学研究、武器装备及民航事业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主席说：“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出了一些种子。”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的一天清早，叶剑英把常乾坤等找去说：“枣园有电话来，叫你们去，可能是商谈去东北的问题。”

听到这话，常乾坤等高兴得连早饭都顾不得吃，急忙赶往枣园去见任弼时。见面后，任弼时直截了当地说：“你们的愿望快要实现了，中央要你们马上赶到东北去，设法创办一所航空学校，培养一批技术骨干。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们看怎么样?”

常乾坤等激动地说：“这是我们早就盼望的，我们要坚决完成党交给的这个光荣任务!”

“我们很了解你们的心情，长翅膀的人是坐不住的，你们需要辽阔的天空，是吗?”任弼时笑了笑，接着又说：“赤手空拳办航校，会有许多想不到的困难，遇到问题要随时请示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

吃中午饭的时候，刘少奇来了。他一再叮咛：“这次到东北去创办航校是件大事，是党和中国人民创建航空事业的一个开端。要有坚强的信心和决心，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一定把航校办起来，而且要把它办好。”

10月15日，常乾坤等一行20余人启程。那天，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是放出去的鹰，遇事要多动脑筋。”他们肩负着党的使命，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

1946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在通化成立了航空总队，由通化军区后方司令员朱瑞任总队长。2月初，常乾坤到达通化后接任总队长工作。航空总队是航校诞生的前奏和雏形。在此基础上，于1946年3月1日，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简称“老航校”)。在开学典礼上，通化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代表中共中央、中央东北局和“东总”宣布常乾坤被任命为校长的命令。

航校成立后，困难很多，首先是没有飞机和器材。常乾坤进行了紧急动员，号召大家寻找器材，并亲自带领航校职工冒着大风大雪，不分昼夜地四处寻找。除锦州、沈阳等地几个机场的器材没有来得及抢运外，辽阳、铁岭、东丰、朝阳镇、佳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凡有航空器材的地方，都留下了常乾坤等人的足迹；他们还到机场附近的山沟、村镇，去寻找轮胎、仪表、铝皮垫子，寻找汽油、润滑油。由于火车不通，汽车缺乏，好不容易收集起来的残缺飞机和笨重器材运不回来。常乾坤动员群众用牛马大车运送，创造了用马车拉飞机的奇迹。经过常乾坤等多方面的努力，终于修理装配各式飞机几十架，但都缺少零件。他们从各方面收集来的破旧零件中翻找，把一切能用的零件都派上了用场。

战争环境，敌人骚扰不断。在通化装配好的飞机未能飞行，就开始大搬家。第一次搬家是向牡丹江转场。怎样转场?当时人们心中无数。为此，常乾坤决定，一面派飞机前往牡丹江侦察，一面派先遣队到牡丹江准备迎接飞机。经过全校同志的群策群力，终于在短短的几天内，把绝大部分能飞的飞机从空中转到了牡丹江；不能飞的飞机和器材也陆续抢运到当时比较安全的敦化、延吉等地。第二次是从牡丹江搬到东安。当时正值严冬季节，东安附近的机场遭到严重破坏。弹坑累累，营房、仓库等建筑都成残垣断壁，几乎连一栋完整能用的房子都没有。东安的冬天，风雪连天，风卷雪花，刮起“烟炮”，对面看不见人，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三四十度，手触到铁上就粘掉一层皮。向这样严寒的地方转场，必须事先做好准备工作。航校抽出大量人员先到东安抢修机场、营房和仓库，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终于在11月底转到了东安。

老航校成立之后，先后由通化至牡丹江，牡丹江至东安，再从东安转回牡丹江，最后到长春。每次转场几乎都遭到敌机的空袭，常乾坤等都勇敢沉着，巧妙地指挥部队安全转移。

为加快培养航空人才，常乾坤等采取了人民军队行之有效的互教互学，包教保学，重视教学实效，理论紧密结合实际，迅速把技术学到手的教学方法。教员、学员一起动手，把不能用的破飞机、发动机和仪表都搬进了教室。上课时教员讲一个机件，让大家看看实物，讲一个原理给大家表演一番，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当时，世界各国训练飞行员的常规都是三个阶段：先飞初级教练机，再飞中级教练机，后飞高级教练机。初级教练机航校有几架，但都是木头做的。由于长期在机场上风吹、雨淋、日晒，框架都朽了，蒙布也扯光了，加上几次长途转移，都已经变了形，不能试飞，飞初级教练机的门被堵死了。中级教练机一架也没有：只有一些破旧的九九式高级教练机和几架日式战斗机。能否打破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三级教练法，超过初、中级两个阶段，直接飞高级教练机呢?常乾坤等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的支持和鼓励下，征求了学校广大干部和学员的意见。学员们坚决地回答：“我们愿意冒任何风险!上高级教练机，怕什么?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常乾坤等校领导经过分析研究和反复思考，最后果断决定：“三步并成一步走!”他们一面发动群众动脑筋想办法，一面采取了加强地面准备，增加带飞时间，改进训练方法等一系列措施。在保证飞行安全方面，他们针对器材破旧，教员技术不熟练，设备简陋，制度不健全，缺乏经验等不利因素，要求全体同志，特别是飞行人员、机务人员、修理人员，要小心谨慎，认真负

责，细致扎实，兢兢业业，像姑娘绣花一样地做好一切工作，保证飞行训练少出事故或不出事故。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1946年7月下旬的一天，飞行学员终于单独驾着九九式高级教练机，飞上了万里无云的高空。

教练机解决了，油料又成了问题。常乾坤等又发动群众来研究。有人建议：用酒精可以代替汽油开汽车，能否用酒精开飞机呢?常乾坤觉得有道理，于是决定试验一下。第一次用酒精试飞时，因为天气太冷，酒精度数不够，眼看着飞机飞上天，突然听不到马达声了，飞机一直往下坠落，试验挫败了。第一次不成功，再试!先使用汽油和酒精的混合燃料，逐渐减少汽油的分量。经过试验、研究，在提高了酒精度数和加大了燃料喷嘴之后，试用96度的纯酒精飞行，终于获得成功。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委的陈云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高兴地对常乾坤说：“你们为航校训练解决了大问题。”后来，他们在哈尔滨办了两个酒精工厂，生产大量酒精，保证了飞行训练。

航校建立之初，技术人员主要是两部分：一是从敌对营垒起义的同志；二是放下武器参加人民军队的日本人员。遵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常乾坤以认真负责、诚恳待人的态度去感化和教育他们。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第一位驾机起义的人，1947年3月，被任命为老航校副校长，分工主持一个机场的飞行训练。常乾坤鼓励他大胆工作，把自己的技术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航校的训练。在航校，放下武器参加民主联军的日本人，共有300多人，其中飞行员17人，机械师24人，机械员72人，还有医生、护士、汽车司机等。常乾坤和校友会领导班子成员对这些人以诚相待，尊重他们，信任他们，鼓励他们用自己的技术为革命工作将功赎罪，使他们完全打消了顾虑。

1946年4月，通化发生反革命暴动，由于战争形势所迫，老航校由通化向牡丹江转移。能飞的飞机都要从空中飞走。敢不敢让日本人驾机转移?航校领导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意见各异。常乾坤认为既留用了他们，就应该相信他们，在关键性的时刻，放手让他们独立完成任务，最有说服力，也最能感动他们。最后决定，让他们参加空中转场。这些日本人深受感动，他们认真负责，任务完成得很好。一次，国民党飞机空袭牡丹江机场，为了保住装满飞机的机库，日本司机佐渡不顾个人安危，开着加油车在机场内奔跑，把敌机引开，保住了机库。日本人林弥一郎(林保毅)被任命为东北航空委员会委员、航空部队副总队长、老航校飞行参议等职，为老航校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在将近4年的时间里，常乾坤和其他校领导一起，带领全校人员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毛泽东主席的教育方针，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吃苦耐劳、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为人民解放军培养出各类空地勤人员500多人。

1949年3月8日，常乾坤、王弼等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航校工作时，毛泽东高兴地说：“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了一些种子。”

朱总司令说：我们空军还要大发展，你们是空军的“种子”，将来要起骨干作用。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航空局，人员要从老航校抽调。3月30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军委航空局政委。

随着解放区域的一天一天扩大，为了支援前方作战，为了恢复解放区生产，为了新中国成立后发展民航事业，常乾坤带领航空局积极组织各地抓紧修复机场，创造条件开辟空中航线。到1949年10月底，共修复机场40个。经请示周恩来批准，先后开通北京—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苏联赤塔航线；北京—太原—西安—兰州—迪化航线；北京—石家庄—开封—武汉航线；北京—济南—徐州—南京—上海航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驻香港的原国民党“中国”、“中央”两个航空公司的爱国员工酝酿起义，回归大陆。常乾坤亲自组织安排人员，使10月29日和11月9日两批起义的12架运输机，顺利安全地飞抵北京和天津机场。

常乾坤为了给正式建立人民空军作准备，领导航空局的同志，精心设计制定了人民空军的机徽和军徽。人民空军的机徽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红星军徽的基础上，两边配以镶有金黄色边的红带，表现了人民空军在祖国大地上奋飞的雄姿。人民空军的军徽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红星军徽的基础上，配以雄鹰的两翼，象征着人民空军英勇果敢，为捍卫祖国领空安全而翱翔无阻。当时制定的人民空军的机徽和军徽沿用至今，已成人民空军光荣的象征。

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派出飞机轰炸北平南苑机场。当时国内正在积极准备召开全国政协筹备会，北平的防空问题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在一次军委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副主席对常乾坤说：要召开政协会议，同党外人士协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工作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地面上由罗瑞卿部长负责了，空中的你们能不能出点力啊?常乾坤当即回答：“行!”。经过紧张的筹备，1949年8月15日，在北京南苑机场正式组建了人民解放军第一飞行队。飞行队成立后，经过短期的紧张训练，1949年9月5日正式担负起北京的防空任务。

9月上旬，飞行队接到准备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命令。参加开国大典受阅，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但要进行这样大型的空中受阅，没有组织指挥经验，没有可供借鉴的资料，常乾坤带着检阅飞行中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深入群众，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听取意见，进行了多次计算和演练，才确定了飞行方案。为达到要求，飞行队在南苑机场沿东西方向的旧跑道上空多次模拟演练，有一次，正值全国政协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代表们听到飞机的呼啸声，有点惊慌，周恩来副主席当即宽慰大家说，这是我们的飞机，正在演练，为开国大典做准备的。代表们听说是自己的飞机，无不欢欣鼓舞，热烈鼓掌。

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4时开始阅兵。南苑机场上的17架飞机，按预定计划先后起飞，均按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在通县双桥上空盘旋待命。4时35分，空中分列式开始，在空中总领队的统一号令下，飞行分队保持规定的高度差、速度和时间间隔，分别在900米、600米、450米的高度，由东向西依次进入航线。此刻碧蓝的天空有少量碎云，能见度好，地面清晰可见。接近东单牌楼时，已经可以看到地面上的人流和红旗，再往前是人民解放军的坦克、骑兵、炮兵部队，铁流滚滚，浩荡向前。此时此刻，大家的心情十分激动和自豪，感到今天的飞行是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次飞行，从这一天起中国历史将进入一个新的纪元，中国人民将不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一次

跨越时代的飞行啊!

飞过东单牌楼，天安门广场映入眼帘，故宫建筑群金碧辉煌，它是我们文明古国的象征，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上空徐徐飘扬，它是中华民族新生的见证人。飞机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30万群众的欢呼声和飞机马达的轰鸣声汇合在一起，响彻古都北京。广场上形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开国庆典的盛况通过无线电电波飞越千山万水，传到五洲四海。

开国大典后的当晚，朱德总司令在北京饭店举行了盛大宴会，宴请受阅的高级领导同志和驾机、驾舰起义的空海军人员。朱总司令亲切地对驾机起义的人员说：“你们是新起义的，我是老起义的，我曾经几次起义，最后才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你们都很年轻，还大有作为。我们空军还要大发展，你们是空军的‘种子’，将来要起骨干作用。”

组建人民空军，常乾坤被任命为副司令员

1949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正式成立。常乾坤被中共中央军委任命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当他在东北老航校接到任命电报时，心情很激动。他给刘亚楼复电说：“我愿诚心诚意地协助您，兢兢业业地为建设中国人民空军而努力!”

空军成立之初，首要的任务是组建航空学校。当时，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要组建6所航校，人员都是从老航校抽调的。常乾坤给每所轰炸机航校分去飞行、机务人员各20名左右；每所驱逐机航校分去飞行员10名左右，机务人员20名左右。6所航校从部队共选调了1672名学员。第一批新建航校，经过紧张的筹备，均于1949年底和1950年初开学。后来，常乾坤提出原老航校还有一批力量，还有校舍、教员、飞机器材等，应当继续发挥作用，建议再办一所航校。刘亚楼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请示中央军委批准，又增加了第七航校。

1950年6月，正式成立了空军混成第4旅。这是人民空军第一支作战部队。该旅的第10团首先在苏联空军人员的帮助下改装喷气式战斗机，同年10月底完成了改装训练。10月17日，常乾坤代表空军陪同陈毅参加了交接仪式，并观看了飞行表演。

按分工，常乾坤负责空军的军事训练工作。那时航校训练和部队训练还未分开，他的主要精力是抓航校训练，加快培养飞行人员。军事训练中的突出问题是飞行事故多，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情绪和训练质量，常乾坤对此深感不安。为解决这一问题，他带领机关人员深入部队，充分发动群众，研究分析发生飞行事故的原因，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一是飞行员技术不熟练，操纵失误，二是有些领导只重视训练进度，忽视飞行安全工作；三是机务保障有薄弱环节。常乾坤适时地向空军党委提出建议，围绕提高各级领导对飞行安全工作的认识和责任心，提高飞行人员的技术和处置故障的能力，加强机务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改进意见。空军党委采纳了他的意见，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于1951年5月作出了《关于飞行失事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应将对于飞行失事的认识，提高到原则水平，把飞行失事的有无、多少，作为衡量空军各部门，每个人(尤其是飞行人员和机械人员)的各种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志之一。1952年以后，空军召开一系列安全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切实按章办事，做到“一切为飞行服务，为安全负责”；做好飞行四个阶段的工作，开展飞行安全立功运动。空军还整顿了飞行纪律，制定了“稳步前进，完成计划，提高质量，保证安全”的训练方针，使空军的军事训练逐步走上轨道，训练质量有所提高，严重事故显著降低。

抗美援朝初期，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决定空军参战。空军参战后，同朝鲜人民军空军并肩作战，需要统一指挥。1951年1月7日，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致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提议按照联合司令部的组织原则，成立中朝空军的联合集团军司令部。金日成同意这一提议。1月10日，空军党委遵照中央军委关于成立联合空军集团军司令部的指示，确定由常乾坤提出联合集团军司令部所需各种人员的编制。1月16日，空军党委又研究了集团军干部配备，并决定常乾坤立即着手筹组指挥所。1月28日，常乾坤率领新组成的前线指挥所60余人，由北京启程赴朝。2月5日到达平壤以北之君子里，后在三神炭矿建立了指挥所。1951年3月15日中朝联合空军正式成立，隶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3月30日，中央军委授权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刘震为中朝联合空军司令员，王琏(朝方)、常乾坤兼任副司令员，常乾坤分工负责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和筹措作战物资。

为尽快做好空军参战的准备工作，上级要求在短期内修好几个喷气式飞机机场和土跑道机场，并筹备足够的作战物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严肃地对常乾坤说：“如果按时完成任务，第一个得勋章的是你，如果完不成任务，第一个杀头的也是你。”常乾坤深感责任重大。他带领中朝联合空军后勤部部长杨尚儒、政委李雪炎等人亲自选点，组织技术人员精心设计。他还亲自与朝鲜政府联系，请求派民工修机场，朝鲜政府发动了数万群众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抢修机场。当时的季节天寒地冻，机械很少，大部分靠人挖。铁镐下去，只出一个白点。加上敌机扫射轰炸，时常是机场刚修好，又被炸坏。据统计，在修建6个机场过程中被敌机轰炸72次，投弹8226颗，炸死炸伤军民551人。广大军民不怕牺牲，不怕艰难，坚持抢修。敌机轰炸就躲，敌机走后继续干，炸坏了继续修。常乾坤经常带领人员深入施工现场，指导施工，检查质量，鼓励军民。经过中朝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在1951年9月以前，共修好6个喷气机机场和10余个土跑道机场。后来又翻修了一批机场，与此同时，常乾坤还组织修建了一批仓库，储备了大量军用物资。常乾坤在朝鲜还负责了解美国空军在朝鲜与友军空军空战情况，经常组织参谋人员，汇集这方面的资料，加上分析意见，发回国内参考。

常乾坤在朝鲜期间，同大家一样住山洞，吃炒面、饼干和罐头，生活十分艰苦。美机经常来轰炸扫射，有一次把他们住的山洞炸塌了，封住了出口。在这危急的情况下，幸好电话线没断，他们打电话求援，才被抢救出来。

当时任朝鲜人民空军司令员的王琏，在苏联学习航空，后来到中国，曾在常乾坤领导下工作过。常乾坤非常尊重他，主动和他商量问题，密切配合工作。常乾坤还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和朝鲜同志搞好团结。他的工作和作风得到朝鲜同志的好评，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授予“自由独立”勋章。

教学科研齐头并进，呕心沥血为航空事业奋斗到生命尽头

1953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空军第二副司令员兼军事学校部部长。那时苏联专家逐步撤走，正是开始自办航校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整顿、消化从苏联专家那里学来的东

西。主要措施是，把原来既训练飞行人员，也训练地勤人员的综合性学校，建为单一的飞行航校和地勤航校。常乾坤带领军校部的同志，按照空军党委的要求，扎扎实实地做了四项工作：

第一，组织实施分校。将10所航校，分成7所培养空勤人员、3所培养地勤人员的航校。后来，经中央军委批准，又先后于1954年成立十二航校，1956年成立十三航校，1957年成立专门为民航培训飞行人员干部的十四航校，使空军各类航空技术人员的培训成龙配套。

第二，努力提高航校的教学质量。组织人员再次修改了教学制度、飞行训练提纲及教学大纲，统一编写了教材，并制订了5年的训练计划。为帮助学员更快地学习技术，推广直观教学法，广泛发动群众制作各种直观教具，1953年，他们还举行了教学模型展览会，总结、交流了直观教学的经验。1953年12月，空军党委指出，提高教员的水平和改进教学方法，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为落实这一指示，常乾坤指导机关的同志，认真组织教员在职学习理论，进行短期轮训，并组织部分教员外出参观、实习，取人之长，充实自己。同时，将一批干部送到指挥员训练班轮训，提高他们的指挥能力。

第三，1954年筹备召开了第一次教学代表会议，系统地总结了航校的教学经验，如“在理论教育的三个过程中的六个教学原则”、“在飞行训练六个阶段中的六条教学经验”和“树立正确的教学思想，改进教学作风”等。还宣扬了模范飞行教员邵长源、徐庆春等先进事迹，推广了他们的教学经验，对提高航校的教学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第四，建立预科教育制度。改进过去招收的学员直接进航校的办法，规定学员进入航校以前，应先经过预科学校训练。预科学校主要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对学员继续进行审查，然后按期向航校输送。建立预科教育制度，进一步保证了学员的质量，使航校能集中进行专科教育，对加速培养飞行员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推动空军的科研工作，1959年1月30日，常乾坤负责筹备召开了空军第一次科研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明确了空军的科研重点应放在对新武器装备的研究提出建设性要求，研究使用新武器的战术，改进维护修理，延长使用寿命等方面。各研究所按照这一重点，结合空军作战、训练开展研究。航空技术装备研究所首先取得了成果。他们研究改装了米格－17飞机，1959年5月29日夜，我空军用这种改装的飞机将国民党窜犯大陆的1架B－17型飞机击落。

随着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为扭转空军部队使用外国武器装备的局面，在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航空工业部门对飞机由修理转为制造，由仿制转为自行研制。空军作为使用单位，科研部门要和航空工业部门共同拟定研制规划，组织鉴定定型，并承担试飞等一系列工作。1962年1月，成立了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常乾坤任副主任委员。办事机构——“航定委”办公室，设在空军科研部，负责组织产品鉴定工作。到1966年5月，常乾坤先后组织参与了对国产初教－5、歼－5、运－5、直－5、初教－6、歼－6、歼－7等型飞机的试制和研讨工作。当时由林彪签发的一个文件，要求一定在1970年“七一”前让歼－8飞机飞上天。常乾坤以科学的态度，经过各方面的调查论证后认为，有的单位的产品未达到规定的技术指标，新工艺、新材料没有经过严格的试验，飞机机体强度静力试验不合格等，目前还不具备试飞的条件。如果强行试飞，后果不堪设想。后来他与航空工业部、航空研究院的领导同志交换意见，统一了认识，终于决定歼－8飞机试飞暂不进行。常乾坤为歼－8试飞把了技术关。后来条件成熟了，才组织了试飞，并获得成功。

在刘亚楼、常乾坤等空军首长领导和组织下，空军科研部门和部队还参加了我国研发核武器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产品运输、烟云取样、剂量侦测、空中摄影以及进入沾染区观察爆炸效果等任务。

常乾坤投身革命近半个世纪，为中国革命事业特别是人民空军的建设兢兢业业工作。1971年4月，他感到身体不适，仍坚持工作。后来，他准备出差去研究歼－8飞机定型时，患重病，经医院治疗无效，于1973年5月20日不幸逝世，终年69岁。常乾坤在病危时还念念不忘歼－8飞机，他为人民空军的建设奋斗到了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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