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龙基和电影《三毛流浪记》
提起王龙基这个名字，必然和张乐平先生创造的“三毛”这个中国千家万户都熟知的儿童形象联系在一起，王龙基在电影《三毛流浪记》中成功塑造了“三毛”形象。这部电影不仅成为中国的儿童电影精品，也被世界电影公认是一部有时代意义的电影。
我和龙基是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的同学。他是文学系，我是表演系的。记得进校后我观看过很多好电影，其中就有《三毛流浪记》，没想到这位扮演三毛的王龙基是我的校友。这样一位童星居然不在表演系，却在文学系，一直让我大惑不解。当年也没有去解开这个谜，直到最近才获解。
参军的梦
我在上海电台做老艺术家访谈节目，邀请龙基来谈谈当年拍摄《三毛流浪记》的情景。我问他当年（1948—1949年）拍了多部电影，是个耀眼的童星，怎么不当演员，而去搞文学创作？后来又去部队当了六年兵，复员后又去工厂当工人，车间主任、副厂长，最后成为中国电子、电路印刷行业中的一位杰出企业家。我说你这番经历太出人意料了。
龙基告诉我：解放后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有一个参军当解放军的愿望。1960年在行知中学毕业后，学校曾保送我进哈军工就学，当时正好上海电影学校也在招生，父亲王云阶是电影厂作曲，同住一楼的方正老师是电影学校的教务处负责人，非让我进电影学校，赵明副校长建议我进导演系学习。父亲捱不过这么多朋友相劝，让我放弃去哈军工，进电影学校求学，但让我进文学系搞创作。父亲是搞音乐创作的，他认为搞创作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我尊重父亲的意愿，进了文学系。1963年毕业时，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中将通过老战友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向上海要人才，把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的黄海芹（黄佐临先生之女）、我，还有电影学校表演系的倪金红同学，推荐去福州军区前锋文工团报到。倪金红分配在话剧队，黄海芹和我到了创作组。龙基说自己终于圆了当解放军的梦。
艰苦的拍摄
当年拍摄《三毛流浪记》的很多实情挺有意思。
1948年画家张乐平的不朽之作漫画《三毛流浪记》出版后，一下子风靡上海滩。昆仑影业公司看中了这部漫画作品，著名剧作家阳翰笙先生很快就把这部漫画作品改成同名电影文学剧本《三毛流浪记》，昆仑公司艺委会的沈浮、陈鲤庭、史东山把寻找影片主角三毛的任务交给了严恭。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严恭看了几百个儿童，也没有找到三毛的合适人选。当年很多有钱富豪把自己肥头大耳的少爷推荐给严恭，说能选自己的孩子参加拍摄，可以重金酬谢。严恭不为所动，继续苦苦地寻找三毛。
一个偶然的机会，严恭在昆仑公司不远处，见三个男孩子在地上打弹子玩。一个小个子的孩子赢了两个稍大些的孩子，两个大孩子不认输，欺负小个子，还先动手。小个子不畏“强暴”，迎战两个大孩子，拿回自己的战利品。严恭突然眼睛一亮，仔细看那男小孩：大脑门、细脖子、一双大眼睛、瘦小的身体、倔强的脸，这不正是“三毛”吗？他很快把这小孩带进昆仑公司，让化妆师辛汉文、姚永福给孩子化妆，拍下造型试片，马上送给公司的几位艺委会看，史东山、陈鲤庭、蔡楚生、沈浮一致认可。张乐平看后非常高兴：“这正是我所画的三毛，三毛就是他。”从此八岁的王龙基和三毛画上了等号。
找到了三毛，昆仑公司马上组建摄制组。1948年10月17日正式开拍，导演赵明、严恭带着全体摄制组人员借住在小木桥中电公司的摄影棚，张乐平也经常到拍摄现场，给小龙基讲三毛的故事，画三毛的像送给龙基。当年在昆仑公司工作的龙基父母王云阶、李青蕙每星期总会抽时间来看望自己的儿子，给他鼓励，让他听话。
拍摄是非常艰苦的。首先说说化妆，每天要起个大早，把熟睡中的龙基叫起来，为他粘头上的三根毛，还要贴个大鼻子。化妆师辛汉文、姚永福每天都要为他用剃刀刮头皮，这样才能把用细铜丝和毛线编织的三根头发粘在头顶心。接着要化妆大鼻子，当年没有乳胶，把一大包美国进口的口香糖也就是泡泡糖放在开水里化，把糖分全都泡掉，捞出胶母，做粘鼻子用。每天龙基起码比别的孩子早起两个多小时，化妆师每天叮嘱龙基别动头上的三根毛，别使劲擦鼻子。每天刮头皮很疼，龙基和化妆师吵闹过多次，都是在连哄带骗的情况下完成的。
三毛是个流浪孩子，生活很艰苦，很多戏都是找实景拍摄的。龙基回忆当时有几件事让他至今也不能忘怀：拍进垃圾桶找吃的，现在想起来都叫人恶心。垃圾桶是实景，又脏又臭又酸，而且里面滑滑的，有一层绿绿的毛，头一伸进去就会让人窒息。在导演一哄再哄之下，给他塞了几个垫子进去后才完成这场戏的拍摄。
贴标语喝浆糊这场戏也够喜剧的，喝的虽然是藕粉，可是那又破又脏的浆糊桶看了也让人恶心。导演带头先喝，龙基才抿着嘴喝下去。因为拍这场戏前先让龙基饿了一天，所以戏拍完，龙基还在喝，加了糖的藕粉实在太好喝了，最后剧务把桶抢了下来。
三毛和大孩子打架那场戏，那大孩子真的扇他耳光，打得龙基眼睛直冒金星，好久才缓过来。
拍流浪儿、小乞丐的住处是在外滩桥下，在排污水沟旁边拍的，臭极了。在肇嘉浜河边拍摄“滚地龙”，什么叫真正的“滚地龙”，那是用废旧自行车的钢圈搭起来的“房子”，把一半钢圈埋在地里，填上稻草，每天睡觉要躺下钻进去的，爬进爬出，流浪儿的生活真的比猪狗还不如。
《三毛流浪記》的多数场景，有80%都是实景拍摄的，人群熙攘的外滩，流浪儿奔跑、卖报、拣香烟头，在四川路桥头流浪儿争抢推三轮车上坡过桥向乘车人讨点小费，都是实景拍摄。风雪严寒的冬天，流浪儿衣不蔽体，无家可归，冻死、病死街头，那一场场的戏，和张乐平先生的漫画融为一体，都是真实可信。影片把黑暗不公平的旧社会充分地展现在银幕上了。
王龙基拍戏的几个月里整天赤着脚，光脚走路都习惯了。拍完戏，爸妈奖励他，给他买了一双皮鞋，他怎么也不肯穿，赤脚舒服，自由自在……
珍贵的史料
电影《三毛流浪记》是一部值得纪念的影片，它是横跨两个时代完成的。
正式拍摄是1948年10月，在拍摄期间迎来了上海解放（1949年5月27日）。因此影片有着鲜明的时代感，有力地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在拍摄过程中主创人员多次收到恐吓信，为逃避国民党对影片的封锁，昆仑公司的艺术家把影片拷贝藏起来。
上海解放后，當时任上海军管会文教副主任的夏衍和文总处于伶处长，对影片十分重视，让导演赵明、严恭把封存的胶片找出来，重新构思，把未拍的戏拍完。解放后又补拍了“豪华舞会”“大闹公馆”等，并加拍了一个结尾“三毛迎解放”。因此这部电影有两个结尾。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三毛流浪记》作为新中国正式公映的第一部影片，首先在上海大光明、美琪等头轮影院公映，在上海连映两个月，场场爆满。10月，影片在全国公映，引起极大的轰动。
王龙基在宋庆龄副主席带领下，到各处举行救助流浪儿活动，那个名为“三毛乐园”的慈善义演活动，目的是让流浪儿童有个自己的家。
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在北京看了电影《三毛流浪记》后对夫人动情地说，影片太真实了，我和弟弟小时候就过着这样的流浪生活，十分悲惨。
《三毛流浪记》是一部珍贵的史料。其一，影片绝大部分的场景是在实景中拍摄的，老上海很多场景都被真实地记录下来了。你想了解旧上海吗？就看看这部影片，是上海新旧社会最好的对照。特别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只知道改革开放的上海今天是不够的，要牢记历史，不忘历史。
其二，中国电影的发祥地在上海，这部影片是一部众星捧月的影片。为了拍摄这部影片，为了树立三毛这个形象，当时上海电影界几乎所有的电影工作者都参加到影片的拍摄中去了，很多明星在片中演个小角色，当个跑龙套的群众演员。后来这些电影工作者在解放后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才华，留在上海的电影工作者开创了解放后上海被称为全国电影半壁江山的新时期。
影片中有一场“豪华舞会”，上海几乎所有的电影演员都参加了，这些人后来分散在全国各地，有当编剧，有当导演，有当制片人，有当话剧演员，我把这份名单真实地记录下来，人们可以在解放后拍摄的很多影片中看到他们的身影，找到他们的名字。
在这张“众星捧月”的名单中：为三毛当配角的演员有：关宏达、林榛、杜雷、黄晨、陶浩、程漠、龚伯安、马飞、苏鸿、莫愁、薛敏、柳杰、洪骏、马中婴、姚姚（上官云珠女儿）、钱理群、王云阶、孟树范、宋衍万、钱风、杨少乔、陈光复、王公序、冯继雄、丁然、陈重、刁光覃、石炎、方伯、岳勋烈、顾鍪、稽启明、田振东、何学初、陈家松、孙仪、小涵。
参加“豪华舞会”的男女贵宾有：上官云珠、中叔皇、吴茵、林默予、高正、黄宗英、赵丹、孙道临、兰马、蒋天流、王蓓蕾、应萱、吕薇、阮斐、林子丹、金淑之、奇梦石、徐曼、徐缓、袁蓉、郭玲、黄温如、梁明、高依云、许兰、章曼萍、张乾、张劭、张婉、张逸生、傅惠珍、张庆芬、程梦莲、农中南、汪漪、熊伟、关鹏、应宣、兰伏心、苏茵、苏曼意、谭云。
还有一点可贵之处，当时的电影人都不计较名和利。说几件小事：影片的编剧第一任是阳翰笙，后来又改了二稿的是陈白尘，三稿是李天济，可他们在影片中都不署名，他们尊重阳翰笙。导演原来请陈鲤庭，陈导说自己正在搞《丽人行》的结尾，而且谦虚说自己不熟悉儿童片，极力推荐自己的学生赵明、严恭来担任导演，自己给予指导。很多演员参加拍摄是没有报酬的，拍摄“豪华舞会”这个大场面的戏，昆仑公司只提供了5辆小汽车，陪女演员去理发店做头发，大家兴高采烈地完成拍摄任务。
我想这些电影人的品德，值得我们后辈学习发扬！
严父、慈母
王龙基的父亲王云阶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特别是为电影作曲。作品之多、影响之大在全国是出了名的。1991年上海市文联、音协为他主办“王云阶音乐生涯六十周年纪念系列活动”时，对他的一生音乐创作活动作了全面回顾，给予他很高评价，称他为“中国电影音乐之父”。我这里略举一些他创作的电影音乐作品：解放前先后为《新闺怨》《万家灯火》《关不住的春天》《希望在人间》《丽人行》《乌鸦与麻雀》《三毛流浪记》……解放初期有：《团结起来到明天》《翠冈红旗》《六号门》。1955年辞去中央电影局音乐处副处长一职后回到上海任电影乐团第一任团长，激发了他旺盛的创作激情，作曲的电影有：《青春的园地》《母亲》《林则徐》《护士日记》《万紫千红总是春》《黄浦江的故事》《飞刀华》《丰收之后》《青山恋》《不夜城》，以及我国第一部立体声故事片《魔术师的奇遇》。“文革”后又创作《傲蕾·一兰》《海之恋》《七月流火》《江水滔滔》《阿Q正传》……这个片目足以说明他为中国电影音乐作出的巨大贡献。
王云阶还创作了他人生中的三部交响乐，把民族的音乐运用在交响乐之中。1956—1963年他完成了第一交响乐《建设祖国》，并献给全国先进工作者，交响乐分为三个乐章：“炉火熊熊”“田歌阵阵”“喜报声声”。1958—1959年创作了第二交响乐《抗日战争》，全作分四个乐章：抗战、苦难的回忆、到敌人后方去、欢庆胜利。这是一部十分成功的民族形式的交响乐曲。1990年又创作出他的第三交响乐《春天》，展示祖国欣欣向荣的春天。
王龙基对父亲十分崇拜，崇拜父亲勤奋好学、永远离不开书籍。父亲曾对他说：“文化是一切的基础，有了文化，才能干什么都出成绩。”龙基崇拜父亲热爱生活、热爱家庭、热爱工作的品质。父亲对他说：“一个对生活冷漠的作曲家，是不可能写出动人心弦的音乐作品。”他还崇拜父亲的执着。父亲身体不好，有高血压、心脏病，但他精神特别好。我进上影厂虽然没有和王老合作过、亲密接触过，可我在厂里经常见到一个十分精干、走路节奏很快的人，一个不愿浪费任何时间的人，他就是王老。他常对人说：“人靠的七分精神、三分体质。”
王云阶给自己的孩子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民主治家。他把孩子们当作自己的朋友，从小到大从不打骂孩子，训斥孩子，始终以理服人。龙基回忆小时候，甚至后来长大，家里常常会在晚饭后召开家庭会议，讨论家中的一切事务。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还互相进行表扬和批评，有事想不通，或有事自己决定不了都可以去找爸爸谈。爸爸会耐心地分析利弊，最后由自己决定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决定的事情一定要努力做好。全家人从不过生日，但每年8月13日，全家必定要聚会，庆祝父母的结婚纪念日。会上父亲会表扬母亲，母亲也会表扬父亲，这是全家最快乐的时刻。龙基十分感慨的说，父亲是一个对孩子要求很高的严父，但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交心的，是以自己的榜样来教育孩子的，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能健康地成长，在各条战线上报效社会。
王龙基的母親李青蕙是一位传统的贤妻良母。解放前主要功绩在于相夫教子，在艰苦的环境中支持丈夫的工作把几个孩子拉扯大。1949年解放后进上影厂工作，1955年调到上海译制厂担任音乐编辑及电影剪辑工作。我进上译后和李青蕙成了同事，而且我们合作过多部译制片。我担任译制导演，她负责影片的剪辑，如《佐罗》《出水芙蓉》等片。她搞的影片还有《叶塞尼娅》《冷酷的心》《音乐之声》《英俊少年》《大篷车》等。龙基母亲给我的印象绝对是一个乐天派的人，经过剪辑工作室，常常可以听到她爽朗的笑声，整天乐呵呵的。
我对龙基说，你妈妈有一段很生动的小故事，我说给你听听：有一次你妈妈去菜场买菜，很多人围着一个卖大闸蟹的摊子在挑蟹，你妈妈也挤进去，她知道母蟹有黄好吃，她冲卖蟹的老板说：“我要母的、母的……像我一样母的。”老板先不明白，后来想明白了：“啊，侬要雌蟹，雌蟹要几只？”“六只。”这时旁边一个顾客对你妈妈说：“雄蟹有膏也好吃……啊，就是公的，公的。”你妈妈明白了，对老板说：“四只母的，两只公的。”这次买螃蟹的事后来成为上译厂的名段子：“我要母的，像我一样。”龙基妈妈一口四川口音至今也改不了，上海话也说不来。
龙基对母亲十分感怀：她是一个十分善良，任劳任怨的好母亲。是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是当年的冼星海合唱团把父母结合在一起了。他们于1939年8月13日结为夫妻，共同承担家庭的困苦，一起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父母相敬相知，把我们兄弟姐妹抚养成人。母亲是父亲工作最大的支持者：五十多年来，不论父亲买什么书，她都说应该买；父亲买收音机、取暖器，她会说这很需要。父亲不会算账，也从不算账。母亲有钱时给父亲用，没钱时自己用酱油汤、辣椒下饭吃。而且总是乐哈哈，心甘情愿。当年龙基小的时候总以为母亲喜欢吃鸡头鸡脚。所以在拍“三毛”时聚餐剩下很多菜，龙基专拣鸡头鸡脚带回家，说母亲喜欢吃，后来长大了才明白，原来母亲一直把好的给父亲和孩子们吃，自己只拣鸡头鸡脚吃。
龙基说，母亲和父亲结婚前，把外婆给她的唯一财产一枚金戒指给父亲治病用了。结婚后把唯一的一条被子给住院的父亲盖，自己却裹着棉衣睡觉。“文革”时母亲把自己每月仅有的20元生活费花在父亲身上，自己只吃辣椒拌饭。母亲为爸爸和我们孩子们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一辈子为儿女们操劳，就是忘了自己。父亲去世后，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住在一个大院里，可以随时见到母亲——“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小童星——企业家
王龙基在拍《三毛流浪记》前参加过多部影片拍摄，虽然戏不多，但给人的印象却挺好，参加的影片有《新闺怨》《艳阳天》《关不住的春光》《希望在人间》《母亲》《为孩子们祝福》……频频出镜为拍“三毛”打下基础。《三毛流浪记》1949年在全国公映后，王龙基随同“三毛”红遍全国，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天才童星”。
可是，一个出身电影之家的天才童星，后来又是上海电影学校的毕业生，居然没有在电影战线上贡献自己的青春，却成了一位企业家。原来，是“文革”改变了他的命运。龙基的爱人王桢琴是初中的同学，他们都是共青团员，高中、大学一直相恋着。1963年龙基在电影学校毕业后写血书要求入伍，王桢琴默默地为他整理行装，又在上海火车站依依不舍的分手……可情谊未断。
“文革”中，龙基在福州部队终于接到王桢琴的来信：“家里被定为小业主，造反派抄了我家。龙基我们分手吧，我的出身会影响你的前途。”龙基看完来信后立即向组织表示要和王桢琴结婚，不听劝阻，发电报给上海。1969年7月底返沪探亲，去曹家渡看望王桢琴，王家已被造反派赶到楼下一间阴暗潮湿的小房子居住，小屋里只能放两张床，一张父母的，一张单人床是祖父的，王桢琴只能在厕所旁放一张小床。龙基十分心酸，决定立即结婚，让小王搬出厕所边。8月9日两家20多位亲人在淮海路红房子西餐馆聚会算是婚宴。“文革”中红房子不许卖西餐，只有一角五分钱的肉末豆腐和青菜，还得自己去打菜，就这样一共花二十多元钱算是办了喜酒。
龙基回部队后，遭到造反派严厉训斥，硬说王桢琴大姐居住在香港是特嫌。王龙基不听组织的话，宁要老婆不要党籍，王龙基预备党员不予转正。龙基一气之下，咬破手指连写三封血书要求立即复员。回上海后，当时他有条件可以回上影厂工作，可“文革”对文学艺术的全面批判让他伤心透了，他过去在部队的一些创作都成了“小毒草”“大毒草”，因此他要求复员办把他分配去工厂工作。就这样他被分配到只有四百人的小厂——上海无线电二十厂，在四十多人的线路车间当电镀工，成了劳动强度最强的抛板工，把一块块线路板抛干净，再浸金银液进行电镀，每天在浓郁的松香水气味中度日……
龙基是个不甘落后的人，他和同事们搞革新，从革新小组长当到车间主任，自己动手制造出自动抛板机、自动腐蚀机和三氯化铁再生循环装置，半自动丝网印刷机，加上传送装置，组成了中国第一条半自动印刷、腐蚀生产线，成了七十年代末最了不起的技术革新项目。
1981年王龙基作为副厂长去日本松下引进第一条彩色电视机印制电路板配套的全自动印刷腐蚀流水线，生产国产化的彩色电视机。
这个仅四十多人的小车间竟然发展成为一个印制电路板的专业工厂，而后印制电路板发展成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行业。1990年中国印制电路行业协会（CPCA）成立，王龙基由于成绩出色，被推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一直到今天。经过王龙基努力，协会晋升为国家一级协会，2010年被国家评为AAA优秀协会。王龙基创办了《印刷电路信息》杂志，是行业中唯一有国家刊号的权威杂志。王龙基又抓住行业标准制定工作，提升中国“印制电路”的国际地位。现在中国的印制电路板、电子电路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协会在全国有上千家企业，产值在二千多个亿，占全世界的48.3%。
由于电影《三毛流浪记》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扩大，连续获国际大奖，龙基也被评为当代国际四大童星之一。这个当年的童星如今的企业家，77岁的老人，如今依然关心着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依然和电影界的朋友畅谈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让更多的中国电影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