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高雅
摘要：在人文学科研究方面，如果你只是为了一个学位，为了一个专业，为了一个能触摸到的成功的过程或者成功的目标，你这个学者绝对不是一流学者。人文学科是要晃荡晃荡慢慢积累的，从失落里面汲取经验，最后慢慢发现，自己找寻的目标是什么？
关键词：失败；高雅；李欧梵；演讲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5）4-0005-06
李欧梵，国际知名文化学者。现代文学及文化研究、现代小说乃至中国电影，都是他学术研究的范围。1961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此后赴美留学，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以及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印第安纳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等知名高校。这位在世人看来十分成功的学者，求学和任教路上其实磨难重重。学会和失败相处，方能挫而弥坚。2015年3月，李欧梵先生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博群花节”，作了一场题为《失败的高雅》（“The Nobility of Failure”）的演讲。常言道，“失败乃成功之母”，可失败的价值是什么——这正是李欧梵要和大家分享的人生经验。
“失落”的灵感
任何时代都有一窝蜂——都有一种时髦，有一种社会压力，有一种当时的社会价值。可每个人的生命里不可能只有一样东西。你总有不同的兴趣，不同的价值，要应对不同的压力。你要问自己，到底喜欢什么。这应该是中学以上、大学教育最重要的一部分。
小学六年级时，我成绩非常好。那时，小学新换了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校长。用现在的话讲，他在小学里就实施博雅教育。男生女生都要跳舞，每个学生都要学音乐、体育。虽然当时的台湾和现在一样，六年级要恶补、补习，因为要参加联考考初中。我们已经忙得那样了，可校长说，不行，你们要去运动、要去玩。
也许我不用功，也许我太自信，当我考新竹中学时，突然失常了：晚上太紧张，没有睡好，第二天考数学的时候，我只得了40分。要进入当时的台湾名校，数学一定要60分才行。我生平第一次感到耻辱。我父母都在新竹中学当老师。中学的老师和校长都是我父母的朋友。我马上想，父母怎么办，他们没面子了。我跟我父亲说，这次考试考太差了。父亲没骂我，说40分就40分吧，咱们想想办法。父亲带我去见学校的教务长，教务长看着我，对父亲摇摇头说：“你的儿子我恐怕救不了了。”
没想到发榜的时候，新竹中学多了一项叫“备取”。从前是没有备取的，那一年设了“备取”，有人说，就是专门为我开的。备取一共12个学生，最后一名就是我。我那时大概10岁，感觉自己抬不起头来。好在年纪小，过了不久成绩就跟上去了，一帆风顺到了高中三年级，又面临人生的第二个考验。
我的总成绩当时是全校第四名，而全校前五名还是前六名就可以保送大学。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但社会压力马上就来了。当时在台湾，最好的保送生一定是上医学院或是理工科，商科没有人要念。可是我的兴趣很明显，不在理工科。我高一的时候就开始参加各种活动，把班级学生组织起来，组成一个合唱团，比赛的时候我当指挥，最后得了全校第一名。我那时就知道，自己的兴趣是音乐、艺术、文学之类的东西，可是，到抉择的时候，我该怎么办？
我记得我和父母亲第一次开诚布公地说这个问题。我的姨丈建议我学法律。可是法律没有我想要感受的艺术的气息。我想念的是文学，又不敢选文学，因为那时的台湾，念文学出来只能当中学老师。于是姨丈又说，还有一个外文系可选。我就想，不如先把英文念好，到时候可以去当外交官。现在回想起来，我对于当时的大学制度有一个批评。因为当时的台湾大学，文学院只有四个系，学生选的最多、最受欢迎的就是外文系，其他的是历史系、哲学系、考古人类学系。其实，我和当时的潮流已经做了妥协。但是如果你现在问我，这四个系最喜欢什么？除了文学之外，我最喜欢人类学，可那时选考古学的人非常少。
当我回顾以前，回忆是跳跃式的，想到的都是片段。常常是老师讲过的一句话，看书看到的某一页，或者是哪里得到的灵感。而这些使我一生受用无穷的词组、个人经验，大多都是在我失落的时候发生的。
我进台湾大学外文系时，一心要当外交官，所以认真练习演讲，死背英文。和我同时进台大的几位同学，现在都是台湾文学界真正有名的人物，其中就包括白先勇。大家知道白先勇是怎么上台湾大学的吗？那一年白先勇原本考上了，可是由于种种压力，他跑到台湾南部的工学院去念水利。念了一年后，他觉得自己实在不喜欢水利，喜欢的是文学，于是第二年又考了台大。所以，白先勇是一进大学就决定要从事文学的。到大二时，白先勇说要办一个杂志，这个杂志就是《现代文学》。当时没有钱，他问家里亲戚朋友借钱，全部投在这个杂志上，还把我们都拉了进去。现在大家把我说成《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之一，我有点汗颜，因为我当时只是做了一两篇翻译而已。
我常和白先勇开玩笑说，就是因为你们太厉害，所以我走了另一条路。不过回想起来，我中学开始兴趣就在文学，特别是西洋文学。我现在把《现代文学》第一年的几期拿出来看，发现有我几篇文章在里面，那时我的笔名叫“李欧”，翻译的主要是一些论文。比如托马斯·曼的论文。时隔半个世纪，我回到香港，在香港科技大学当客座教授的时候就讲托马斯·曼。可我翻译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篇论文在说什么，也没有看过托马斯·曼的小说。
我们的《现代文学》杂志最后失败了。鲁迅第一次翻译《域外小说集》，也只卖了几十本。我们卖了一两百本，一半以上是白先勇的亲戚买的，还有几本是有些人在书摊上买去的。但是，有的人对于自己的理想真是有一种执着。明知道在世俗眼光里不会成功，但又总觉得，就算是失败也有意义。我不自觉地从同学的经验里得到启示，但表面上还是很胆怯。毕业以后，当时一窝蜂地要到美国留学，我也跟着大家去申请。
现在各位要申请去美国，会到计算机上找很多数据，我们那时候没有资料，美国大学在哪里也搞不清楚。我问自己，我要申请什么呢？我真正想要申请的是比较文学，可又不敢申请。于是我就乱申请，像钓鱼般地乱撒网。
我心里想，我还喜欢看电影，不如申请去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念电影系。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个老师教西洋戏剧的课，我非常喜欢。听说美国最好的戏剧在耶鲁，于是我写信申请念耶鲁的西洋戏剧。剩下就是选将来可以混碗饭吃但又跟文学稍微有点关系的专业，比如传媒研究、大众媒体等等。最后我想，我念外文系的目的就是当外交官，所以又申请了芝加哥大学的国际关系专业。
差不多都准备好了，我父亲问我，为什么不试试哈佛。我想，没有希望何必试。父亲说，试试没关系。结果我就去了，然后发现申请的大学几乎全部落空，只有两个大学有回信。一个是芝加哥大学，一个是哈佛。
哈佛给我的信写着“Alternate for a Scholarship”。我以为“Alternate”是指另一种奖学金，“for”那个字忘记看了。后来知道，原来只是备取！哈佛回信的意思是，如果别的获奖学金的学生不去，我可以被考虑。我们全家人都看错了。
芝加哥大学给我的回信，明明写了一个字叫“Scholarship”，结果上飞机前的几个月我才知道，芝加哥大学的“Scholarship”只是免学费，没有奖学金。当时，以我们这样在台湾的中产阶级家庭，买一张飞机票是我父母全年的薪水。父母辛辛苦苦把钱凑足，买了一张单程飞机票，送我到美国去。
我迷迷糊糊到了美国，完全是失落的。芝加哥在哪里、怎么走都不太清楚。所以我就买最便宜的灰狗大巴的票，一路玩到芝加哥。到了芝加哥就开始念书。美国天寒地冻，我没有衣服，就到西尔斯百货公司买一件最丑最便宜的外套。学校里老师讲的完全是“天书”。国际关系当时是讲理论，于是，我陷入到各种危机，觉得自己到美国完全是荒谬的，可能几个月都支撑不住。
芝加哥大学的制度和哈佛不一样，是Quarter制的，十个礼拜就是一个Quarter，学期很短。十个礼拜内要念几十本书，念完还要写一篇论文，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好在那位教授说，你是台湾来的，懂中文，那你试着写一个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关系。我当时根本没有念过春秋战国的历史，只好去图书馆借书。我记得，我看到一本现在被尊为大师的吕思勉教授写的关于春秋战国的书。我就从那本书开始接触中国历史的。
这篇论文交给老师，竟蒙老师欣赏，甚至他后来还要留我。可我知道，我不能一辈子搞这个。我有两条路。其实我想的是再到洛杉矶去学电影，因为在美国最失望的时候，我都坐着火车去看电影。意大利片、法国片、新浪潮片……都是那种怪怪的失落的片子，所以有很多认同感。
后来一个同学说，既然哈佛给过你一个“Alternate”，就再试试看吧。于是我就又试了一下。那个时候我在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工作，馆长钱存训先生是在美国汉学界非常有名的教授。他为我写了一封信，不知道写了什么，竟蒙录取。
成熟前要经过认同混乱的阶段
也许是因为我在很好的环境读书，从来没有想到，我拿到博士学位以后要做什么。各位可能不相信，当时的环境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念书，大概三年就要拿学位。可我们那时在哈佛念博士都是拖。有的人拖了十几年，我算快的了，拖了8年。在这8年里，我感受到以前教育的不足，拼命念书。我总是觉得自己是不足的，当你觉得自己在这个方面做得不错的时候，总发现，怎么有的地方还是不知道。
所以，我这里要说一点批评的话。在人文学科研究方面，如果你只是为了一个学位，为了一个专业，为了一个能触摸到的成功的过程或者成功的目标，你这个学者绝对不是一流学者。可是，现在的制度往往使得一些非常有才气的年轻同事受制于这个“监牢”，不得不这么做。所以我非常同情香港各大学人文学科的教授。人文学科是要晃荡晃荡慢慢积累的，从失落里面汲取经验，最后慢慢发现，自己找寻的目标是什么？
甚至大学也是如此。我反对在大一时就分专业。我很崇拜心理学家Erikson，“认同”这个词就是他发明的。大学的目标是什么？按照他的看法，人年轻时一定有认同危机，这段时间就是一个缓冲期，你在大学里可以随意选课，随意地找寻自己的兴趣。你的一生里，只有大学这个时期可以让你在教授的环境的保护下，找寻自己的认同。到了社会上，就没有时间了。也就是说，在人成熟前，要经过认同混乱的阶段。我的认同混乱，从大学一年级到博士班，至少10年。我的问题一直是，我是谁，我要做什么？
我最宝贵的一次学术经验，不是在哈佛不是在芝加哥，是在普林斯顿。也可以说，那是我一生中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了一年半后，突然收到一封电报，是普林斯顿大学请我去教课。我当时心中万般不想去，因为我非常喜欢香港，可是我所有的朋友都说，为了将来的前途，一定要去。于是我到了普林斯顿。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人是飘飘然的感觉；一到普林斯顿就发现，好像又回到我刚来美国时的感受，压力非常大。普林斯顿请我去教中国近代史，但是近代史里没有文学，只有经济史、外交史这些东西。我越教越没有兴趣。这个时候，普林斯顿东亚系知道我在香港教过比较文学课，他们就说，你不如试试教文学吧。我越教就越有兴趣，我对现代文学的兴趣也是从无形中得来的。
当我在普林斯顿教到第四年的时候，学校说要考虑永久教职（tenure）了。当时历史系有名的教授开了一次集体讨论会，觉得李欧梵的学术还可以，可是不够普林斯顿要求的那么好。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一半在文学”。我当时正好在写鲁迅，非常痛苦，不知道该怎么着手。历史系教授看我写的鲁迅草稿，觉得写得太差了。而东亚系觉得我是搞历史的，不是搞文学的。最后历史系主任说，你赶快打电话求职吧，普林斯顿不留你了。我当时傻眼了。那时候我有个女朋友，本来准备结婚了。她第一个反应是，“天哪！怎么办？”本来我们连家具都买好了，房子都找到了，可她马上离开了我。
在这种最绝望的关头，我才知道，失败的滋味是什么。失败的滋味，有几方面可以看得很清楚。当你在校园里走的时候，有些跟你熟的同事，见了面不打招呼了，因为你是一个失败者。美国人的价值里，LOSER（失败者）是很糟糕的。我后来反省，也许他们有道理，他们正好打中了我的弱点。我的心其实不在经济史，不在制度史，我的心还是在文学。
最后，两个朋友救了我。一个朋友为我在当时的一个女校找了一个职位，说我教什么都可以。另一个职位是在印第安纳大学教中国古典文学。当时系主任临时找的一个教授不去了，本来是让他教元杂剧。于是系主任问我，能不能教元杂剧。其实我只看过一本元杂剧，叫《窦娥冤》，其他都没有看过。不过我还是说，可以。当人受到极大挫折后，基本的感受就是要“生存”。我当时没有钱回去，无颜见江东父老。这么多年在美国，怎么能以失败收场呢？
置之死地而后生，我接受了这个职位。可没想到，我在印第安纳大学如鱼得水，因为这个大学的音乐系是全美最大的。学校有四个交响乐团，一个歌剧院，有无数个免费音乐会。我一直喜欢音乐，觉得这里真是天堂。音乐使得我在教学学术研究上精力百倍。
我精力百倍，只是为了争一口气。这口气不是为了我自己，这就是讲失败的价值——要为一个理想，一个有意义的而不是乱七八糟的目的。我当时觉得，美国汉学界不顾现代文学是没有道理的。他们认为，中国20世纪文学都是宣传都是政治，那我说，如果这样，鲁迅难道只是一个政客吗？
我不服气。可是在美国，你要把一个学科带上来，不像在华人地区这么容易，一切都要从头做起。于是我出版了二三十本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和研究系列。没有想到，我写的教材还没有出，已经使我在美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小有名气了。因为大家要找教科书，就是找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的那本，一看就有我的名字在上面。
这么多年失败的经验让我知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的成功，一方面是侥幸，一方面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凑合在一起。人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会开始反省，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有一样金科玉律免不了：没有一连串的挫折和失败，你的成功都是虚的。我没有看过一个马上成功的例子，即使有，那个成功的人到了晚年也会感到空虚的。爱尔兰剧作家、现代主义荒谬剧大师萨缪尔·贝克说过一句话：再试一次，再失败一次，失败得好一点。当你发现越失败越好的时候，你就成功了，这是我得到的一个教训。
朱光潜和维柯，
人文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一个悲剧
为了准备这一系列的演讲，我参阅了不少书，其中一本就是萨义德（Edward Said）的《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我阅读时，发现他处处提到一个奇怪的名字：Giambattista Vico（维柯），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里看过：多年前我曾买过一本书，是柏林（Isaiah Berlin）所写的，薄薄一本，名叫Vico and Herder，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两个怪名字──前者是十八世纪初，后者是十九世纪末的历史学家，内容如何我则不得而知，因为买了没有看。此次从萨义德书中又发现这个名字，但和上次相遇至少也有二三十年了吧。这次倒是一鼓作气，连带把维柯的这本大作The New Science（原名是Scienza Nuova）也买了下来，立即翻阅，但不得其门而入。又突然想到：这本《新科学》，不是也有中译本吗？译者正是鼎鼎大名的中国美学大师朱光潜。
朱先生曾在港大读过书，多年后港大又授给他荣誉博士学位，所以和港大渊源很深。他也曾在中文大学小住过，担任“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的讲者，时在1983年。妙的是就在上个月，我突然收到中大出版社赠送的一本小书，就是朱先生演讲稿的重印本《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我大喜过望，这不就是偶合（serendipity）吗？我从未想到研究朱光潜，然而这次偶合的机会却令我不得不重溯人文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一个悲剧。
原来朱光潜花了将近五年的功夫，在他人生的最后五年把这本译文完成了，但所根据的却是英译本（和我买的译本不同），因为他自称不懂意大利文。不懂？他不是把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吗？而且就因为他当年是克罗齐的“弟子”，使他的后半生“背黑锅”，因为克罗齐的美学（所谓审美的“本能”说）是一种极端的“唯心主义”，和1949年后中国大陆风行的马克思唯物主义不合。所以朱先生在五十年代率先自我批评，在官方授意之下，这个自我批评又引起了一场为期数年的美学大论战，批评朱先生最烈的有两位：一是蔡仪，一个庸俗又机械化的官方美学家，另一个就是八十年代后独领风骚的李泽厚。
这段美学论坛上的恩怨，大概没有人记得了，年轻一辈的学者似乎也没有人研究（数年前浸会大学的文洁华教授编了一本论文集：《朱光潜与当代中国美学》，但可惜没有讨论那次论战）。我还是有点好奇，为什么朱先生在他的晚年穷毕生精力翻译这一本意大利的“古书”？
维柯的《新科学》的重要性，我在萨义德的书中有所体会，原来他最尊崇的德国学者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就是维柯的德文译者，说不定他的旷世名著Mimesis（模拟）也受到维柯的启发？萨义德从奥尔巴赫发现维柯，朱光潜却从克罗齐发现维柯——原来克罗齐也是研究维柯的《新科学》的，这双边的继承关系，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既是横向又是纵向的连接，为什么没有人文学者细加研究？（中国研究朱光潜的专家还是单边的，完全忽略了奥尔巴赫─萨义德这条线。）如把这两线加在一起，就可以重溯一条中西人文主义的比较系谱。
且让我们先窥视一下维柯的这本书到底讲的是什么。英文本前页有张怪图（朱先生的译本中文照样复制出来）：据维柯自己的解说（见朱光潜译本第3页），此图的右上角“登上天体中地球（即自然界）上面的，头角长着翅膀的那位妇人就是玄学女神”，朱先生在脚注中说明“玄学女神即代表《新科学》的作者维柯本人”，这一个“主观”的注解使我吓了一跳，难道就是作者本人吗？这位作者的地位何其崇高伟大，竟然站在地球之上，而她的“心”竟和天神相通，因为图中左上角“含一双观察的眼睛的那个放光辉的三角，就是天神现出他的意旨形状”。图的左下方还站着一个老人的雕像，那就是荷马，其他象征式物件很多，不能一一解释了。
真是妙哉！看这幅图就像看明朝的《推背图》一样，玄机重重，须要“解码”，而维柯就是这个解码人。看了这本书的序论和第一卷，再参看朱先生译出的该书英文译者Bergin和Fisch的序言，和朱先生在中大的演讲稿，我们才大略有一个轮廓，原来此书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历史是人创造出来的，也只有人可以解释。这句话现在读来像是老生常谈，但我们不要忘记，维柯生在一个神权甚张，上帝并未消失的世界。他信仰天主教的神，却反对当时新兴的一派哲学家，特别是笛卡儿（Descartes），笛卡儿认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客观”的数学/科学系统，可以解释宇宙一切，而维柯却认为：自然界的科学知识应该留给上帝，但人创出来的世界则必须由人来解释，这个解释方法是什么？就是现在所说的人文和社会学科，维柯所谓的“新科学”就是指对于自然界以外的人的世界——包括历史、法律制度，甚至远古时期的神话——“仍可以有科学的认识，因为这个世界是由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以找到。不仅如此，这样一种科学在完整方面比起物理学还较强，在真实程度方面比起数学还较强。”（中译本第25页）这当然是对我们这些人文学科的学者的一大鼓励。
朱先生在他中大的演讲词中，对于维柯的《新科学》解释的更详细，并在这本中大重印的小书中特别把《新科学》第三卷（发现真正的荷马）和结论篇放在附录。原来荷马代表的是远古人类的诗性智慧，“荷马并不是希腊的某一个人，而是希腊各族民间神话故事说唱人的总代表或原始诗人想像性的典型人物”。维柯又说：人类的历史经过三个阶段：神、英雄和人。而“每一个时代的语文又和当时的一切文物典章制度相应，所以从每一个时代的语文可以推测到当时所特有的文物典章制度和习俗”（朱著第22页）。原来这就是萨义德推崇奥尔巴赫“语言训诂学”（philology）的真正原因。我参看这三本书，边看边悟，悟出很多道理来，但时间有限，不能在此详述了。
开始，有一件事我不得其解：到底朱先生翻译此书要证明什么？维柯的伟大？此书方法的正确？还是有其他原因？
我悟出的一个可能性就是朱光潜要用维柯来证明人文主义并非全是主观或唯心的；维柯的《新科学》用的也是客观的“科学”方法，只不过他把人的世界扩大了，甚至凌驾自然世界，十分崇高，所以朱先生故意把那个“玄学女神”说成是维柯本人。而在中国的美学研究领域中这个关键人物就是朱光潜自己！维柯和朱光潜都是站在客观的自然世界之上来解释一切。“玄学”用以翻译Metaphysical，我认为并不太妥当。（原意应该是在“物界”或“Physical”之上），它和人的历史一脉相承。但更直接的原因是朱先生要在美学大辩论之后为自己平反，再次证明他的说法是对的，也就是心和物，主观和客观是“辩证统一而互相因依”，并非把“唯心”和“唯物”视为两极，非此即彼，甚至把“唯物”误解为自然界。其实李泽厚和蔡仪的论点背后是康德和黑格尔（当然也要加以批判），三家共同的出发点都是马克思主义，在那种语境中，朱光潜势必要重释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和维柯拉上关系。
在这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我认为朱光潜的贡献远远超过他的两个对手，因为他翻译了马克思的《经济和哲学手稿》（1844年，又称《巴黎手稿》），这是马克思从人的“异化”事实得到的一种“人文”式的诠释，由此推演出一套美学。朱光潜又发现：原来马克思自己十分尊重维柯，而且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维柯的这本书。所以“维柯是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第49页）朱先生在全文最后说了一句话：“我们都是人而却否定人在创造和改造世界中所起的作用，能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吗？”（第50页）真是语重心长。
朱先生逝世于1986年，距今有许多年了，中国已发生史无前例的社会和经济大变迁。（但至少在中学课本中可能还读到朱光潜的名文《谈美》）。事过境迁，烟消云散，中国已进入所谓“后社会主义”社会，举目四望，到处都在“唯物”──商品崇拜，而各种引进的西方理论却都是偏向“唯心”的。总而言之，唯物和唯心之辩已经没有意义；朱先生花了那么多年的功夫，却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它和马克思主义无关，那就是他用这本大书再次肯定了人文主义。这位现代中国的“玄学女神”，以他的切身实践，为我们从西方取得一部伟大的人文经典，也以此照亮了半个世纪前中国思想界的混沌。然而，就朱先生自己的一生来看，这还是一个悲剧──这样一位满腹经纶又才华洋溢的人文学者，竟然被无谓而庸俗的意识形态折磨了大半生。
朱先生在他的译本中，特别把《维柯自传》也译了出来，置于书后附录。这个自传是维柯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写的，其实就是一部“心路历程”的记录，用第三人称，显得更可观，也和笛卡儿故意用第一人称的自我叙述恰成对比。可惜的是朱先生没有用维柯的方式写一本《朱光潜自传》，但至少我们在他的译本和脚注中探测到他的心声。维柯何其有幸，他的《新科学》在中国有一个传人。
讲到此处，我的目的不全在学术——试问多少学者愿意用考证训诂的方式写一本大书？我们也无法像维柯一样，从远古一直写到中古，把这个西方人文历史分成一千多条规则。所以我说我们只能以跳跃的方式抓住几个时空的连接点，探讨下去。至于我个人，已经没有精力写大书了——在朱先生在天之灵面前实在惭愧——而只能“误打误撞”地作“小研究”（mini-research），也就是多看几本书并找寻其“互文”关系，自得其乐。
（责任编辑：庄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