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善煤炭行业的生存环境

煤炭行业低迷影响进一步扩大的基础上，本文即从煤炭行业的政策需求以及如何发挥行业的政策影响力角度，探讨需要做什么，而没有必要做什么。

煤炭市场不景气，价格下跌已经持续了3年以上的时间，这是一个全球现象。国际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美国等主要国家量化宽松政策的持续推进，煤炭价格快速飚升，到2010年底达到顶峰。之后，美国页岩气革命带来的天然气供给的迅速增加，对北美的天然气与煤炭价格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从2010年末到2013年底，煤炭价格已经跌去1/3，美国标普煤炭行业利润指数，已经大幅低于市场整体水平。便宜的北美煤炭首先来到了地理位置接近的欧洲，在碳市场价格很低的情况下，占据了比之前更多的市场份额。原来供应欧洲市场的南非煤炭等开始寻找亚太市场，特别是印度，与来自亚太地区的煤炭形成了竞争。

进入2015年，经济增长乏力的局面持续，煤炭市场继续下行，煤炭行业停产停工现象开始增多，大量中小煤矿已经被挤出市场，停产或者关闭，动力煤秦皇岛港口价格已经下跌到400元/吨的水平。根据煤电联动规则，电价水平有所下调，在一定程度上启动了电力消费，扩大上游煤炭的需求，延缓了电煤进一步供过于求的局面，尽管程度有限。

钢铁等高耗能产品的需求乏力，焦煤与化工用煤的形势也非常不乐观。各地缺乏明确价值标准的控煤减排目标，与煤炭基础设施的关停依然在制定与实施，进一步恶化了煤炭的供需形势。

由此，国内众多的煤炭生产企业，由于历史负担重、煤炭赋存条件差、生产经营不善、投资偿债压力大等原因，面临亏损甚至现金流断裂的风险。改善煤炭行业的生存环境，从一个经济问题，逐渐向一个关系就业的社会问题，乃至关系稳定的政治问题转变。本文即从煤炭行业的政策需求以及如何发挥行业的政策影响力角度，探讨需要做什么，而没有必要做什么。

无须捍卫“煤炭将长期占主体地位”的信条，而要关注短期目标

《煤炭工业“十二五”规划》开篇提及：“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地位不会改变”。近些年来，随着雾霾问题的加重，此类的说法仍不时看到，诸如“二三十年内不会改变”、“资源禀赋决定了煤炭主体地位不变”等等。

应该讲，这是一句缺少信息与行动含义的表达。如果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代表其地位，那么“主体能源地位与否”的标准是什么，70%，50%还是30%？本来，比重就是在一个连续变化的区间，并没有什么“主体”、“非主体”此类的“二分法”，而存在任意多的可能性。这一“主体”地位的含义是相当模糊的。

它不意味着“快速降低煤炭的比重是不可能”。煤炭比重的下降可以有多快？“多快”从零到任意大的百分比，也同样存在任意多的可能性。如果 2015 年世界各国达成 2020 年开始实施的深度气候减排协议（虽然笔者对此很悲观），煤炭现在就饱和了，开始逐渐退出市场都有可能。但是，如果缺乏任何约束，煤炭仍将以其储量丰富易得、直接价格低廉占据重要位置，在 2050 年都不一定“见顶”。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几年，相比石油，煤炭在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是一直在上升的，这主要是包括我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煤炭使用上升所驱动的。从国际上看，如果没有新的额外的政策，煤炭的消费量还将继续上升，特别是在东南亚、印度与非洲地区。这考验整个能源系统的惯性与转型难度、经济损失的承受能力，乃至政治领导人的政治心理。这个问题是个连续性问题，更确切的表达是“下降速度对应的经济损失与政治上的可行性”。

它不意味着煤炭的清洁化很重要。根本的标准还在于从全社会整体的角度，实现既定的减排目标，哪些方式是成本最低的。以减少煤炭污染为例，这些减排方式既包括提高排放标准，也包括减少煤炭利用设施的活动水平、进行燃料替代等。边际成本低的减排选择，应该首先去实现与采用。那么，提高煤炭的排放清洁化程度一定比直接弃用煤炭的减排成本低吗？这不一定，比如在脱硫水平已经很高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标准，比如加装碳回收的 CCS 装置，既增加大量投资又损失能源效率，往往比不上直接实现煤炭的替代。如果环保的目标过紧（比如本地污染物完全要求零排放，或者推行气候 2 度目标），那么显然，清洁化利用技术的剩余排放仍旧显得过多（损失过大），那么减少煤炭利用，而不是促进清洁化利用就是唯一的选择了。这完全取决于政策的松紧程度。

从更一般的角度，对各种能源“定位”的传统思路，定位为“好”的就照顾、维护，定位为“坏”的就打击，这是对很多连续性问题的二值简化，已经无法处理现实中遇到的复杂问题。这种定位，很容易对所谓“坏”的惩罚过头，对“好”的奖励过度。比如，目前的经济形势下，煤炭电力供需严重不平衡，而电价仍旧高高在上。所谓节能减排力度要维持，就不能降电价的做法，就有“过头”之嫌。

这种定位的模式如果持续，对煤炭的未来也不是好消息，因为它意味着煤炭有被定位为“落后的能源”的风险，如同很多非政府组织（NGO）宣称的那样。这一并不确切的信条，即使从煤炭行业出发也无须捍卫，不应该捍卫，还是关注短期的市场动态，设法改善生存环境为好。

中国出口煤炭？——不如先推动把进口在短期内降为零

我国的煤炭消费量从2000年的15亿吨左右，迅速增长，在短短15年内翻了2倍多，接近40亿吨的水平，超过世界煤炭生产与消费量的一半。这一量级，比整个中东出产的石油总热值都大。2007年到2012年，其他国家整体的煤炭消费下降1%以上，而同期我国煤炭消费增长了30%。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国从煤炭的出口国变为了进口国，进口量迅速在几年内攀升到3亿吨的水平，占据了本来就有限的国际煤炭贸易的20%以上。我国的煤炭市场动态，无论是绝对量、增长量还是贸易量，都把其他地区的趋势完全掩盖了。

这种短期内巨大的结构性变化，使得世界煤炭贸易的形势与流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我国在过去几年，成为了世界各国，包括澳大利亚、越南、印尼、甚至北美煤炭出口的主要目标地区。

目前形势的巨变使得人们又开始关注我国出口煤炭的可能性，以潜在地贡献于煤炭的脱困。2008年以前，我国传统的海外出口市场主要是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这些地区的煤炭需求基本处于饱和状态，我国煤炭出口减少、贸易联系减弱之后这些地区的煤炭需求缺口主要被澳大利亚与印尼煤炭占据，其价格优势比较明显，这部分几乎没有增长的空间。印度是一个潜在的新兴市场，其计划在2020年将本国煤炭的生产能力提升接近一倍，到10亿吨以上，以解决本国的能源短缺问题。但是受困于强的计划体制与煤炭质量的低下，这一目标的实现显然没有增加进口的确定性那么强，印度将可能在短期内超过我国，成为煤炭进口的第一大国。

由于地理位置上相比东南亚，澳大利亚，甚至是南非地区没有区位优势，煤炭的开采成本上也不占优，我国煤炭出口印度的前景几乎看不到。但是，减少煤炭的进口，进行国内煤炭的替代确实是可能的，并且国内外差价不算太大，对各种要素成本的扭曲以及下游企业的影响有限，其经济代价与全局影响可控，应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政策。

从公共政策角度，探讨在“十三五”期间，在尊重WTO规则前提下，以保护国内煤炭市场为目标，通过提高关税以及其他操作性措施，将煤炭净进口量减少到可以忽略的地步，是可行的。除华南地区（靠近东南亚廉价煤市场，竞争力极强，限制进口的全社会损失很大）外，其他地区，特别是华北与华东地区减少直至停止使用进口煤，特别是电煤，应该成为煤炭行业游说政府进口政策调整的方向。

深耕煤炭深加工，取消煤炭总量控制政策

煤炭的深加工，包括煤制油、制气以及各种化工产品，是在传统的电煤、焦煤之外的主要途径。但是，这些技术，普遍具有投资密集、技术复杂，工业实践有限，水资源消耗总量大，环境排放超标风险较大的特性，争议颇大。它的健康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治理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在全局政策上需要保持谨慎的基本态度。

但是，与此同时，必须认识到，建设高耗能产业以发展经济，是包括内蒙古、宁夏、新疆这些资源丰富地区发挥禀赋优势的不多选择，也是解决煤炭困境需求侧的措施之一，尽管短期内的低油价环境对其经济性有所影响。在这一问题上，要彻底摆脱高耗能具有“原罪”的思维定势，放开对高耗能规模的总量控制，专注于对外部性问题的内部化上（水的总体稀缺成本、排放的损害与成本的显性体现）。广大能源资源禀赋丰富地区将依靠自身的能源成本优势，有可能取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煤炭行业不是产能过剩，而只是一部分产能在目前的价格水平下缺乏竞争力而已。也只有如此归因（Reasoning），才能寻找到可行的合理解决方案，而不是行政限产、甚至组建煤炭卡特尔等扭曲市场的措施。高耗能产业与能源工业，将是资源丰富地区合理产业与能源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是煤炭消费增长，改善供需情况的唯一希望。除此之外，煤炭行业作为一个整体，似乎无“型”可转。投资意义上的转型即使成功了，那也意味着不再是煤炭企业了。

如果没有其他能源的强力竞争，或者持续的高强度的煤炭限制政策，煤炭是永远不会达峰的，如同过去展现的那样。目前，短期内出现的增长停顿甚至下降，只不过是经济形势低迷下的一种周期反应而已。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我国，会有其他能源的强力竞争吗？

这基本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我国能源之间的竞争，由于价格管制的原因，其可竞争性是非常低的；另一方面，煤炭作为最廉价的能源，如果没有强的政策限制，基本是最有竞争力的。

那么，高强度的煤炭限制政策会持续吗，比如煤炭总量控制？这个属于政府可以施加影响的方面，更需要问的是“何种的限制强度是合适的”的规范性问题，从而为政府合理的政策设计与实施提供依据。

这方面，特别需要纠正一种过去曾经出现过的思维惯性——先“认定煤炭要达峰”，然后设定“达峰的目标与规划”并分解实施。如果现实发展不符合这种预期或者规划，就用各种行政手段去趋近目标（比如关停众多仍未到寿命期的煤炭利用基础设施），类似“理论不符合现实的时候，去修改现实”一样。当务之急，在于煤炭行业要反对不合理的煤炭总量控制政策的出台。

总结

煤炭行业2011年后的全球不景气，新的产能与投资水平在主要煤炭生产国，包括我国都已经迅速下降。如果没有新的额外的政策，特别是气候政策，未来10年可能达到新的平衡。由于开采的条件越来越差，供给的刚性成本在增加，煤炭的长期成本是上升的。在煤炭企业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企业有可能被完全逐出市场，成为彻底的“输家”，煤炭企业未来剧烈的结构性变化仍将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煤炭市场重新平衡的需要。

提高煤炭进口的门槛，改善国内供过于求的局面，确定“十三五”期间煤炭净进口大幅减少（甚至为零）的目标，其社会成本有限，可作为煤炭行业游说的主要方向。

煤炭节能减排方面的控制政策需要更加明确的价值标准，单纯的节能以及减少一定数量的排放，这一有效性并不能构成政策推行的充分条件，需要合理与合法性的充分考量。这些政策强度都不应该再继续加码，并且不应该在“十三五”出台任何旨在行政限制煤炭消费水平的“总量控制”措施。煤炭行业要为之而努力。

推荐访问:生存环境 煤炭行业 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