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官的气节与厄难
中国历史上有籍可考的最早一起屠杀史官的事件，发生在春秋战国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齐国重臣崔杼的老婆棠姜，容貌美丽，被国君庄公姜光看上，两人眉来眼去，勾搭成奸。姜光常常趁崔杼外出时跑到他家与棠姜宣淫，并把崔杼的帽子赏给别人。崔杼发现后，愤怒异常，设计捉奸。他谎称有病，不能上朝议政，淫欲如火的姜光觉得这是找棠姜寻欢的好机会，哪知崔杼早有准备。他到了崔杼府上，见棠姜不出来，还以为不知他圣驾光临，便抱着柱子唱歌，企图勾引她前来承欢。不料此时大门忽然关闭，埋伏在暗处的武士一齐冲出，姜光见势不妙，慌忙跳墙逃走，被武士一箭射中屁股，从墙上一头栽了下来，武士们遂上前将这个淫棍乱刀砍死。
庄公姜光虽然因与大臣的老婆通奸而被杀，但他毕竟是一国之君，于是齐国的太史对这一大案做了记录曰：“崔杼弑其君。”崔杼一怒之下，把太史杀了。太史的弟弟接着照写，崔杼照杀不误。他过于相信刀斧的威力，太史的二弟仍然接着照写。远在外地的南史氏听说崔杼连杀两位史官，也毫不畏惧地拿着简册赶往都城，准备照写。崔杼见如此杀下去，不但不能掩盖自己弑君的事实，反而罪过更大，只好罢休。南史氏听说崔杼不再杀人，才放心地返回住地。
崔杼只是一朝的大臣，就可以滥杀史官，作为一国之尊的皇帝老爷，杀起史官来就更不在话下。继崔杼之后，两眼盯着史官，动辄审查、篡改史书的皇帝、权臣不乏其人。
东晋中叶，大司马桓温专权，视皇帝为傀儡。桓温自恃威势，素有篡位称帝之心，曾抚枕慨叹：“男儿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海西公太和四年(369年)，桓温率步骑兵5万北伐前燕，在枋头(今河南省淇县东南)遭燕军突袭，晋军大败，死伤3万余人。这是他军事生涯中一次最大的败仗。在他的手下做参军的孙盛，博学多才，曾做过著作佐郎，写了一部晋代史书，取名《晋阳秋》。《晋阳秋》一书中如实记录了桓温在枋头吃败仗的经过。桓温这时权势正隆，废皇帝司马奕为海西公，立司马昱为帝(简文帝)，紧锣密鼓地为篡位做准备。他看罢此书，大为恼怒。孙盛已告老还乡，他便威胁孙盛的儿子孙潜说：“枋头一战固然失利，但决不像你父亲所写的那样。如果这部史书流传，将关系到你孙氏一门的存亡。”意即要是不改，我将杀你全家。
孙潜连忙叩头谢罪，说一定请父亲删改。哪知孙盛生性强直，不畏权贵，不但不接受儿子的请求，还把他狠狠教训了一顿。诸子见老爹如此强硬，都跪在他面前叩头哭泣，求他为一家百余口人的性命着想，删改《晋阳秋》。孙盛更怒，又大发了一顿脾气。儿子们见劝说无效，便瞒着老爹，把书中犯忌之处偷偷做了删改。
一场灭门大祸终于得免，而桓温也如愿以偿地掩盖了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哪知孙盛早有预见，事先将《晋阳秋》的定本抄写了两部，寄往前燕收藏。后来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广求异闻，从辽东得到了这部书稿的原本，桓温篡改历史的企图终于未能得逞。
由于原始资料已经烧掉，后来史官只好重新搜集资料，补写这段历史，但有关事实已十不得一，给后人留下了无法解开的谜团。《晋书》的作者房玄龄，在写《苻坚载记》时，对于苻坚的出生，只好按照前朝史官的手法，乱打马虎眼，将其神化一番，说是：“其母苟氏尝游漳水，祈子于西门豹祠，其夜梦与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坚焉。”也即闹不清苻坚的老爹究竟是谁，干脆说他是神的儿子以蒙混过关。
北魏大臣崔浩因编修《国书》而被杀，是中国史学史上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
崔浩，字伯渊，高清河东武城(今山东省武城县)人,曾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朝，官至司徒，参与军国大计，对促进北魏统一北方起过重要作用。他博览经史，善于书法，信奉道教，兼通阴阳术数，史书称他“才艺通博，究览天下，政事筹策，时莫能二”。太武帝神(jia)二年，魏太武拓跋焘为了让自己的丰功伟绩传于后世，下诏令崔浩编纂北魏的《国书》，称赞他“德冠朝列，言为世范”，要他“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崔浩奉诏后，很快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其中有中书侍郎高允与高谠、张伟、邓颖等一帮文官，连他的弟弟也参加编纂。最后由崔浩负责统稿，对全书做了最后的润色。后又“刻石铭书，以图不朽”。
将史书刻石立碑，堪称史无前例，况且碑又立在首都华城(今山西大同)通衢之旁，故前来看稀罕的人络绎不绝。崔浩在编修《国书》过程中，本着直笔写史的原则，“尽述国事，备而不典”，把北魏皇室的丑闻秘事皆收录其中。那些崔浩得罪过的人终于抓住了崔浩的把柄，纷纷到拓跋焘那里告状，说他把《国书》刻石立碑，将皇室秘事公诸于众，是“暴扬国恶”。拓跋焘大怒，忘记了自己曾令崔浩“务从实录”等语，下令将崔浩及秘书郎吏以下参与修史的128人全部处死，并灭其三族。幸亏高允临难不惧，据理力争，这些人的亲属才免于一死。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崔浩被诛。崔氏家族及与其通婚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洞东柳氏等，尽遭灭族，上千名无辜的人死于这场屠杀。这一血案，给后世史官的心理上留下一道无法抹去的阴影。
曾经做过史官的韩愈，深知修史之难、做史官之险，他在《答刘有才论史书》一文中，列举孔子、司马迁、班固、崔浩等修史者所遭厄难，大发感慨说：“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天刑当然是一种迷信的说法，而人祸却是历朝难免。(摘自《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