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思维方式析论
近代中国多重危机交织,改变了中国人长期具有的大国主义和安全心理。强烈的危机意识及其催生的经世情怀,是20世纪初新史学思维方式的心理趋向和价值诉求。史学新观念的确立是新史学思维方式形成的标志:旧的世界图景的崩溃,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史学思维方式的观念基础;进化论与民史观的确立,推动了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性转变;科学观念的全面渗透,则最终实现了史学思维方式的近代化。在20世纪初形成的中国新史学思维方式中,致用与科学作为史学价值追求的两极,经常呈现“跷跷板”效应,无法有效统一,这直接影响到20世纪中国史学的走向。
[关键词]新史学思维方式;危机意识;进化论;致用与科学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9)11-0113-08
王贵仁(1967—),男,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河南开封475001)
思维是人类特有的功能,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层本质,属于文化现象背后的、影响时代文化特征的一种稳定的主体因素。“历史学溯源其萌芽状态时起,就同历史思维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历史思维的变革推动历史学发展这个意义上讲,一部史学发展史,就是一部历史思维发展的历史。”[1](P262)20世纪初的“史界革命”,实质上是一次历史思维或历史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并由此建立起了中国近代新史学。
一、危机心理与致用情怀
主体的思维方式是在某种特定的社会存在影响下,由一定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知识等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社会心理是社会存在与主体思维之间的中间环节,是影响主体思维方式形成和变化的内驱力,左右主体思维方式的趋向。
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具有强烈的大国心理和“天下独尊”的优越感,在历史学观念中表现为“天朝中心”与“华夏文明正统论”。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意识逐渐取代民族优越意识,成为国人社会心理的基本状态。
1841年8月,在广东被革职的林则徐途经京口遇老友魏源,谈及广东情势,说出了“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2](P348)的忧虑。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的危机意识开始扩散,从知识分子扩展到官僚士大夫。冯桂芬在1861年预言:“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3](P200)曾国藩、李鸿章等封疆大吏在办理“夷务”过程中,切身感受到清王朝在外国势力冲击下已然危机深重,于是,他们发起洋务运动,意图借西方先进技术,以振兴自救。甲午中日战争是摧毁中国人心中尚存的优越心理的最强一击。梁启超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二百兆以后始也。”[4](P249)甲午战败,把中国人的近代危机意识推向顶点。
心理学研究表明,安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的心理需求之一。而近代中国人日渐增强的危机意识,直接危及国人普遍的安全心理,触动了人们的心理底线,成为近代史学思维方式变化的心理动因。普列汉诺夫指出:“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这是不难理解的。”[5](P126) 身处危机之中的近代史家,大都饱含忧国忧民的危机意识,普遍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他们研究历史已不再局限于学术的范畴,而是急切地面向现实,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中渗入了深刻的社会内容。
龚自珍提出,在“时当多故,旋乾转坤”之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探世变也,圣之至也。”[6](P7)龚自珍开启了近代“去经就史”的学风。从魏源、徐继畲、张穆、夏燮到王韬、郑观应等一批富有爱国热情、饱含忧患意识的史家,开始积极关注时事、研究现实问题,如研究清史、鸦片战争史、外国史地、西北边疆史地等,形成一种新的史学研究风气。这种新的史学研究旨趣表明,在史学研究中正孕育着新的变革,史家的治史情怀与思维方式在悄然发生变化。
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明确提出“史学革命”的口号,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7]梁启超的观点得到当时史学家的认同与响应。邓实认为:“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8]中国传统史学虽也强调“史学之为用”,但把史学上升到“救国救民”的高度,则是在近代社会背景下发生的。20世纪初期,史学革命与救亡图存联系在一起,史学革命被作为救国救民的工具。梁启超等人意图借史学革命达到“启民智”、“鼓民心”的社会目的,以激发国民救亡图存的意识,培育民族主义精神,大大强化了史学致用的功能。
强烈的致用情怀是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思维方式的共同价值取向。李大钊说:“凡是一种学问,或是一种知识,必于人生有用,才是真的学问,真的知识,否则不能说他是学问,或是知识。”史学作为一门学问,其“用处是多方面的”,其中“最要紧的用处,是用他来助我们人生的修养”。[9](P244-247)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要用“批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弄清“国故”中到底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他提倡人们在古书堆中勤奋耕耘,把旧学术思想“理出系统”,“辩明发展”。表面上看,他是“为学问而学问”,但他的根本目标同样具有宏伟的现实性。按他的说法是以“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为手段,达到“再造文明”的目的。
新史学自形成之初便与社会变革相因相融,强烈的危机意识、鲜明的现实关照和致用情怀是新史学思维方式形成的动因,也是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新史家不论他们归属于哪一个政派,他们的学术主张如何差异,但在他们的历史思维中,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功利性,区别只在于程度和立场的差异。1943年,钱穆在《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一文中明确指出:“吾中国历史之主要大流者系何?曰必为吾国家民族文化之绵历和发皇,吾国家民族文化之奋斗与争存,舍此皆不足以当历史之主流。”[10]从20世纪初新史学思维方式开始形成起,在此后近百年的发展中,这种强烈的现实情怀和功利追求,一直是中国史学的重要特点,也是影响中国史学发展方向的强大的内驱力。
二、基本观念及其形成过程
历史观念是史家历史思维的基础。近代新史学观念主要包括:新的世界观念、进化论与民史观、科学观念等。中国新史学思维方式的形成,是以上述新史学观念形成为标志的。
首先,19世纪中晚期,史家观念中的世界图景发生了根本变化,动摇了传统史学思维方式的观念基础,为新史学思维方式的形成提供了前提。
鸦片战争前,中国处于闭关锁国状态,“《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世界模式被普遍接受。当时史家观念中的“世界图景”是“天圆地方”,以“中国”(清皇朝本土及边陲地区)为中心的三个同心圆世界,核心是中国,周围是朝鲜、琉球、越南、暹罗、老挝、缅甸、尼泊尔、苏禄等等朝贡国,第三圈是包括西洋诸国等“化外夷狄”。“天朝君临万国”、“海内外莫与为对”,世界上不存在第二个与中国平起平坐的主权国家。
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11](P692)。林则徐在广东领导禁烟的同时,日日使人刺探夷事,翻译夷书,编译成《四洲志》,较完整地介绍了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30多个国家的历史、地理等,开拓了当时人们对于真实世界的认识。魏源继林则徐之后,认识到“九州”之外,尚有“塞外诸藩”、“荒外诸服”,他批评时人“徒知侈张中华,未睹瀛寰之大”。[12](卷12,P316)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中,绘有地图42帧,“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介绍了一个新世界图景。徐继畲指出,世界不是以中国为主,至多是“亚细亚以中国为主”,中国只是世界80个国家之一。林、魏、徐等人对世界真实图景有了初步认识,不过它们仅是一些经验性的认识,尚没有改变人们观念中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例如,魏源在1852年把《海国图志》扩充时,又补写了《释五大洲》、《释昆仑》,再次论证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否定地球分为欧、亚、美、非、澳五大洲的说法。
19世纪中期,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逐渐接近了现实。冯桂芬认识到:“神州者,东南一州也……今则地球九万里……据西人舆图所列,不下百国。”[3](P209)郑观应认识到地圆说,“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13](P67)。洋务运动兴起后,大量西学之书被译介到中国来,日本学者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对中国影响很大。该书的序言尖锐地批评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华夷观念和天朝中心论,“彼以中土自居而俨然临万国,虽强大轶己者,不夷狄视之,则藩属待之……近时有魏默深者,好论海防,能通天下之敌,然其著书题曰《海国图志》,是以五洲诸邦为海国也……而自称曰中土,是井蛙之见耳”[14](序)。该书1897年在上海出版后,被多次重印,流传甚广,对中国史学抛弃“天朝中心论”,确立“世界一体论”的观念起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对现实世界了解增多,史家观念中关于现实世界的图景发生根本转变。戊戌变法时期,世界地图在中国有了规范化、标准化的版本,不再以对文化的好恶而任意改变,国人开始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各国。梁启超说:“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15](P3)至此,国人基本上抛弃了中国中心观念,把中国看成世界体系中的普通一员,“天朝”与“夷狄”的区分已然消解,中国渐趋融入世界。
近代史家对世界图景的新认识,更正了传统史学认识中的错误观念,动摇了传统史学长期僵化的思维观念的基础。传统史学的“夷夏”观念趋向崩溃,以中国为中心、万邦来朝的“天朝中心论”,向“世界一体论”转化。
其次,20世纪初期,“历史进化论”和“民史观”取代传统史学的“因循史观”和“君史观”,新史学思维方式基本确立。
梁启超曾尖锐批评传统历史观。他说,“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乱相嬗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与天然等,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7]梁启超依照进化论对历史进行了全新的解释:“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7]在梁启超三层次历史概念的界定中,“进化”是其中的主轴,完全不给传统史学的“循环观”或“倒退观”留下任何余地。他强调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16]因此,“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7]进化论是梁启超史学革命的最有力武器。顾颉刚说:“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17](P54)
新史学与传统史学不同,它不再是王朝更替、一姓兴衰的循环史或倒退史,而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求得其公理公例”的进化历史。历史进化观念的确立,使历史学发生了巨大变化,它改变了史家对历史运行方向和运动状态的看法,提升了史家观察问题的高度,拓展了史家的视野,因而改变了史家历史思维的方式。
进化论所关注的不是个人进化状况的描述,而是社会群体活动规律性的概括。进化学说认为人类结群而成社会,社会发展而成国家,国家社会组织的变化是社会进化论研究的中心内容,因此,历史的内容不应该是叙述个人的史事,而应该是记载一个社会国家整体进化的过程,影响历史发展的是人群而不是个人。新史家批判传统史学“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7],把丰富、复杂的历史写成帝王君臣的私家谱牒,把历史作为帝王将相、贵族显达的画像。“凡涉王卿贵族之事,虽烦顼无聊也填塞洪纸”,而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史、政治史……学术史、种族史、教育史、风俗史、技艺史、财业史、外交史,则遍寻一库数十万卷充栋之著作而无一史矣”。[8]因而断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7]
新史学家称传统史学为“君史”,他们希望在历史学中确立“民”的地位,以“民史”代替“君史”。梁启超等人认为,历史学的对象是全体国民,历史学应关注全体国民的全面生活。他们呼吁为国民写史,编修以国民为中心、反映人群进化、有益社会进步的“民史”。新史学把历史学从记载君王贵族个人私史,转变为叙述国民群体发展的历史,探寻国民之群的事与关系,进而发现其中的“公理公例”,这是对传统史学一次革命性改造。
民史观是新史学思维方式中两大基本观念之一。民史观的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史学的叙事对象,突破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历史思维域限。民史观还突破了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贵族观念,使近代新史学具有了平民精神,对史学的服务功能产生了根本性影响。从梁启超等人为民著史、书写民史,到李大钊等唯物史观学者提出“人民创造历史”,新史学中“民”的观念不断发展。
进化论与民史观念在史学中的确立,颠覆了长期支撑传统史学思维的基本历史观念,在史学的理论基础、时空价值及社会功能等方面都是根本性的变革。正是这两大观念的确立,从本体论上动摇了传统史学思维方式的根基,标志近代新史学思维方式的确立。
第三,从20世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科学主义启蒙深深地影响了新史学,依据科学理念建立起全新的史学体系,最终完成了新史学思维方式的建构。
中国传统史学中本无“科学”的概念, 1899年,王国维在为樊炳清译《东洋史要》所作的序中指出:“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18](序)首次把历史学与科学联系在一起。20世纪初,新史家在倡导“史学革命”过程中,提出了建立历史科学的问题。陈黻宸指出,我国自古科学不兴,今世欲兴国家,必先兴科学,而欲兴科学必先从历史开始。他说:“不佞窃谓科学不兴,我国文明必无增进之一日;而欲兴科学,必自首重史学始。”[19](P676)陈黻宸认为历史学与科学(自然科学)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把科学植入历史学之中,否则便无法振兴史学,建立新史学。
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宣传的两大主题之一。作为一种反封建和救国的思想武器,在《新青年》和《科学》等杂志的大力宣传下,国人对科学逐渐形成了一种乐观全能的信仰。胡适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20](P10)张君劢也说,当时国人“一言及于科学,若临以雷霆万钧之力,唯唯称是,莫敢有异言”[20](P62)。
李大钊认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以发现客观规律为目的,因此,历史学应归属科学,历史学具有科学属性。李大钊在《史学要论》明确指出,“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有人借口历史研究在性质上与自然科学不同,怀疑史学成为科学,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他说,虽然作为“人事科学的史学与自然科学自异其趣”,但是都有规律的存在,“此理法的普遍存在,固毫不容疑”的。[9](P208-211)李大钊认为,对历史规律的探求,使历史学同社会学等跻身于科学之列,这是学术界的一大伟业。李大钊高度评价唯物史观对史学科学化的影响,“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9](P133)。
胡适和傅斯年等认为,科学之所为科学,不在于它的具体研究对象是什么,而在于它是否在研究中适用科学的方法。在他们看来,史学与自然科学间并无本质的区别,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历史现象的分析。胡适一生倡导运用科学方法治学,强调科研要以科学实验室的态度,使用在实验室里用的方法来进行。他强调说:“我唯一的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验证的思想方法。”[21](P100)受兰克客观主义史学思想浸染,傅斯年的态度更为鲜明。他说:“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22]他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是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
李大钊、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具体史学主张差异很大,但史学科学化或历史科学的主张则是他们一致的追求。
学衡派虽然认为史学与自然科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但他们仍然认为历史学可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从事研究。陈训慈说:“史学之能成科学与否,实非至要之问题。史学当有条件的采用科学方法,已为必然之趋势。”[2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对进化论与科学至上主义产生了怀疑,但他对科学方法在历史学的应用,则较前更进一步推崇。他说:“须知近百年来欧美史学之进步,则彼辈能用科学的方法以审查史料,实其发轫也。”[24](P119)“盖彼辈能应用科学方法以治史,善搜集史料而善驾驭之,故新发明往往而有也。”[24](P73)相对而言,“我国治史者惟未尝以科学方法驭史料,故不知而作、非愚则诬之,弊往往而有”。“殊不知凡学问之用科学的研究法,皆须如是;苟不如是,便非科学的,便不能在今世而称为学问”。[24](P81)
20世纪初的中国新史学流派纷呈,但科学成为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区别的重要标准,近代史家无论是否把史学视为科学,但他们都努力把史学与科学相结合,强调应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科学分析、科学阐释和科学评价等被视为史学的价值依归。因此说,在五四及其之后,历史科学思潮成为中国新史学的主流。正如许冠三所说:“从新会梁氏朦胧的‘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史学’观念起,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素质为职志。”[25](前言,P6)科学思维在新史学思维方式中确立,意味着20世纪中国新史学思维方式正式建立起来,是史学发展史上的一次根本变革,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三、核心价值与史学进展
与西方近代史学思维方式的形成不同,中国传统史学思维方式向新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不是在传统史学内部蕴育发展起来的,即不是通过自身对传统历史观、史学方法和规范等进行不断革新与完善来实现的,而是受外界因素影响,主要是在近代中国社会危机的背景激发下,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借鉴近代西方的史学观念、方法和规范,确立起一种全新的史学思维方式。近代新史学思维方式以“致用与科学”为核心价值,直接影响到新史学的发展。
学者齐思和曾这样写道,晚清之际,“一批新兴青年学者,忧时势之急迫,感汉学之迂阔,对于极盛一时之考证学,遂失其信仰,转而提倡经世之学焉”。他们“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近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26]在“忧患”与“经世”风气影响下,人们读书务求实用,以“有用”与否来判断中西学术,以是否“实用”作为标准取舍学术。换句话说,中国近代史学以社会现实为指针,在史学发展中,把是否服务于社会,尤其是否服务于社会变革,是否有助于救亡图存作为史学的价值取向。
致用是近代史学思维的核心价值之一,它作为一个强大的内驱力,深刻影响着近代史学发展方向与内容取舍。与致用相对,科学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又一个核心价值追求。
当历史被视为一门科学,或者当历史学确立科学价值追求之时,学术对真理的追求就成了首要目标。为了达到科学的目标,要求史学采取超然物外、纯然中立的态度,这势必与史学致用的价值取向相背离,这也导致在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不断有一些的史家常常试图把史学与现实区隔开来,尝试着历史学的纯科学追求。
例如,胡适把科学视为学术的首要目标,曾努力把史学的致用价值排除于学科追求之外。他说:“我以为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一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态度。”[27](P880)梁启超也主张,“真学者之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言”。[28](P48)经胡适、梁启超等人大力倡导,顾颉刚、傅斯年等近代一大批学者都曾力图摒弃史学的功利追求,致力于科学史学的研究。
但胡适等人追求“纯学术”史学的努力并不顺利,在他们“为学术而学术”的同时,史学的致用价值已然渗透于他们的学术努力之中。胡适在谈及整理国故的目的时,承认他是以“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为手段,达到“再造文明”的目的。胡适的学生顾颉刚发起“古史辨”,他认为学术是自己的天性,他坦承自己既没有政治的兴趣,又没有社会活动的才能,“吾辈研究历史者注重证据”,“其目的在止于至真”。[29]但顾颉刚的纯学术理想最终也不纯粹,他也不是一个不问世事之人,观念中同样有学术致用的终极追求。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曾这样说:“我心中一向有一个历史问题,渴望借此行一解决……我很想就用了这个问题的研究做我的唯一的救国事业,尽我国民一份子的责任。”[30](P89-90)科学与致用在顾颉刚那里表现为学者的一种自觉的学术报国论或史学救国论。
致用与科学并存是近代新史学思维方式的核心价值取向,在史家历史思维活动中共同起作用。它们是近代新史学思维方式的内驱力和定向机制,在史家思维活动过程中往往表现为一种“先在”的思想,提前渗透于史家思维的过程中,影响或规定着史家的思维指向和价值判断,任何新史家都无法绕开这双重价值的影响。然而,致用与科学在20世纪新史学思维方式中,并不是统一的,它们往往成为史家思维方式中的两极,呈现出分离甚至对立状态。中国新史家的历史思维取向常常在这两大价值间滑动,有的史家更注重史学的科学追求;有的史家则把关心现实、经世致用作为史学价值判断的标准;也有史家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思维中,对史学的经世与科学价值追求表现出不同的侧重……
经世与科学在近代史家的历史思维中,常常因不同原因表现出一种矛盾状态,其中史学的致用追求处于主导地位,而史家对史学的科学追求往往让步于致用追求,这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明显体现出来。近代史学致用与科学的双重追求及其不统一性,以及过分注重史学的致用价值等成为新史学思维方式的重要特点。在20世纪中国新史学发展过程中,纯粹的科学史学是不存在的,反过来说,当史学发展背离科学价值,沦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时,史学的发展也趋向终结。致用与科学作为史学价值追求的两极,经常呈现“跷跷板”效应,无法有效统一,成为新史家难解的世纪“难题”。
近代新史学思维方式的确立是中国史学的一次巨大变革,它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近代新史家的历史思维视野较传统史家大大拓展。“昔述史迹,不过数千年”的时间局限,因科学考古学的发现被彻底突破。在近代新史家的思维中,“今则……知人类初生至今已七十五万年”;昔日区分“华夷”的“天朝中心论”,被“世界一体论”取代,新史家认识到“吾人愈成为世界全机体中不可解脱之一分子”[31];从“君私”转向“民群”,历史学从以君王为中心记述官僚贵族活动的“君史”,转向记述民众社会生活的“民史”;历史学内容从偏重政治史,转向对各个时代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经济等方面全面考察。新史学对历史学视野是一次实质性突破。1924年,衡如发表《新历史之精神》一文论及新史学视野的拓展时说:“所述人类之意趣与活动加广,一也;上及吾人关于人类行为起始之时代之知识,二也;旁及全世界,使近代史渐成为世界之事业史,三也。有此三者……遂非昔人之史所能企及矣。”[32]
其次,近代新史学思维中关于科学与规律的追求是对传统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超越。在传统史学思维中,史家主观臆造出一个上古时代的理想社会,对先古圣贤的言行以微言大义的方式加以构造,并且以虚构或美化的先古历史为佐证,历史叙事多以史料堆积、表面的概括总结为依归,形成对历史理解的结论(如历史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把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归结于超自然的力量。这种主观化是传统史学思维方式的显著特点,它缺乏立足于客观历史事实对历史因果关系进行深入发掘的理性精神。新史学把“求得其公理公例”作为历史学目标,历史叙述不再是孤立的史料堆积,而要体现史事间的因果关系。在晚清学人看来,历史惟有讲求因果关系,才有益于人类,才能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增进人类的幸福。因此,近代新史学思维是对传统史学思维的一次超越,是中国史学思维方式的一大进步。
再次,20世纪初新史学突破传统经学束缚,开始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历史,思维方式趋向多元化。其一,史料多元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殷墟甲骨、敦煌文书、汉晋简牍的发现,明清内阁库档的整理,异族故书和域外文献传入,等等,促使新史学突破了过去仅从正史中寻找史料的传统方法的局限,建立了广阔的史料观念,拓展了史料搜集的范围。杨鸿烈说,近代“史料范围的扩张却是‘近代史学’和‘昔日史学’最大的分野”[33](P68)。其二,史观多元化。近代新史学以进化史观为基础,形成了一个多元历史观并存与争鸣局面。其中主要的有:唯物史观、民生史观、实验主义史观、生机史观、生物史观、文化史观、疑古史观等。虽然这种一窝蜂式的借鉴外国新史观的做法也受到史家的批评,认为是“一时顿呈饥不择食活剥生吞之现象”[34](P13)。然而,多元历史观并存则是不争的趋势。其三,历史研究与撰述的多元化。近代意义的章节体通史开始出现,如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我国第一部使用进化史观和章节体的形式写成的中国通史)、柳诒徵的《历代史略》(1902年,根据日本学者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增改而成)等。五四时期,胡适撰写了“第一部成功地用现代学术眼光撰成的中国古代哲学史”。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年)两书,勾勒学术发展线索,分析各派学术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学术背景,将语言文字、地理、美术、音乐以及自然科学均视作学术史的研究范围,开一代风气。近代新史学开辟了通史、思想文化史、断代史、考古学、中外交通史、科技史、经济史、学术史等多个领域,这表明中国史学已经实现了由传统史学向近代新史学的质的飞跃。
四、结语
20世纪初的“史学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史学思维方式革命,而导致这场史学思维方式革命的根本原因,是19世纪下半期中国社会现实的剧变。
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经世情怀,是20世纪初新史学思维方式形成的动因,也是区别于近代西方史学思维方式的显著特征。新史学思维方式继承并发扬了中国传统史学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但它与传统史学思维方式具有本质区别。从史家的时空观看,以中国为中心 ,“万邦来朝”的“天朝中心论”和“夷夏观”,被“世界一体论”取代,史家关于中国与世界的图景首次与现实形成一致。从史家的历史观看,“历史进化观”取代崇古尊圣的“倒退史观”和治乱相因的“循环史观”。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从以君王贵族活动为主体转向以国民群体的社会生活为主体,“民史”取代“君史”。科学史学是新史学思维的一个核心价值目标,它突破传统史学主观化的思维方式特点,把“求得其公理公例”作为历史学目标追求,历史研究与叙述不再是孤立的史料堆积,而要体现史事间的因果关系,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些都是传统史学思维方式所不具备的新特点。近代新史学思维方式的形成,促成了一批体现近代科学理性和系统思维特点的全新史著面世,历史学由此跨入新境界。
在近代新史学思维方式中,致用与科学是两大核心价值取向,它们往往作为近代史家思维方式中的两极,呈现出分离甚至对立状态。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史学的致用追求处于主导地位,史学的科学追求往往让步于致用追求。强烈的功利性成为20世纪新史学思维方式的重要特点。需要指出的是,致用与科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绕不开的价值“杠杆”,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中,纯粹的科学史学是不存在的,而当史学发展偏离科学沦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时,史学的发展也趋向终结。因此,协调新史学思维方式中的致用与科学双重价值追求,使二者有机统一起来,是20世纪新史学发展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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