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城记
回乡记
东城——我的出生地。
这里曾住着我的亲人，也住过我的仇人。20多年过去了，光阴没夺去什么，街还是那条土街。只是，我的亲人和仇人，都不在了。只是，街道两旁，多了些店铺排挡和几栋青砖砌筑的新房。少了的，自然是旧年的土屋。街巷走动的，都是陌生面孔，少有相熟的，好像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
街巷不远处，一条土狗向我走来。要是在以前，我肯定知道，它是公的，还是母的，是张家的那条装腔作势叫一声就跑了的“四眼”，还是李家的那条悄悄跟在别人身后偷偷咬人家裤腿的“土鳖”。
它黑痩身架，耷拉耳朵，多像儿时那个没娘的黑蛋，戴“栾平帽”，破烂衣衫，饿着肚子，屁癫屁癫的，跟我们在田野里玩耍。
它孤零零地，走路还有些晃，肯定已过壮年步入老迈了，像邻居王五爷，想起没钱治病死去的五奶奶又抽多了土烟，灰沉沉的脸上没一丝血色。
它看着我，那副样子极其平常，不是一个穷亲戚见到了外面来的达官贵人，也不是低矮的山村仰视一座风光高大的城市。
它就这么平常地看着我，没有一滴城里那些撒惯了娇的宠物的娇气和腻味儿。它的眼神有些犹豫，像回忆似的，仿佛我多年前走了的玩伴。
它冲我叫了两声，那土声土气的欢迎辞——浓浓的乡音，让我热泪盈眶。
故乡啊！
红山嘴——东城的衣领。
冬天，寒冷彻骨的山风，像一群怪兽，从领口直冲进来，铺天盖地的冷气，把白茫茫的村庄吹得颤颤巍巍的，仿佛世纪末最后一个村庄，冷不丁就从视线里消失了。
早晨，太阳升起来了。红通通的太阳，把整座山梁，连同阴面山坡上厚厚的白雪，映得火红火红的，像给东城围了一条大红围巾。生产队早起喂牲口的人，一边吆喝，一边把队里的牛马赶出圈。严冬时节，数九寒天，这些大牲口们可享受了，饮水、喂草都有专人伺候，也可以说养尊处优。好像它们自己也知道，入九以后，它们就该享受享受了。等到开春了，所谓“九九加一九，犁头遍地走”的时候，就该它们出力气了，那时候可没得消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大约，这也是一种命运吧。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吧，这些大牲口们，一年一年也学会了，享受别人伺候也就罢了，它们也越发尊荣起来，挺着那肥壮又肥壮的腰身，在雪地上晃晃悠悠地散着步，拉着粪，晒着太阳，那股子悠闲劲儿，那种逍遥，做派，神气，活神仙似的。
山坡下，炊烟袅袅的雪屋里不时钻出几个孩子，个个虎头虎脑的，像装在棉衣棉裤里的小豹子，黑羊羔皮帽，白羊毛围巾，黄军布书包，呼着土豆咸菜味的热气，三三两两地，走在上学路上，嘎吱嘎吱，雪地上留下了乡村童年的印迹。孩子们胸前飘扬的红领巾，鲜艳的红，正是那个年代中国大地上最骄傲的红，最可爱的红，也是乡村醒里梦里的红。中国红。
傍晚时分，放学回来的孩子们带上自制的滑雪板、雪爬犁，小鱼似地溜到小河里滑冰，直到大人喊着回家吃晚饭，然后，围在小方桌上的煤油灯旁，做完功课就睡了。
夜晚的山风，从红山嘴上呼呼地吹着。任凭外面世界的寒风怎样猛烈地吹，孩子们在暖呼呼的土炕上早早进入梦乡。土炉旁坐的母亲们，一针一线纳着鞋底。父亲们抽着莫合烟，说着雪深雪浅，年长岁短，他们盘算一下来年的农事，叹口气也睡了。
世界安静下来，耕牛在圈里反刍，村庄在雪国沉寂。山那边偶尔偷渡的狼惊动了夜警的狗。夜空中的蓝月亮，像秘密天使，把整座村庄笼在她神秘的幽蓝里。
东城口——东城的门户。
老辈人讲，东城这个地方，曾经是丝绸古道的一个小驿站。蒙古西征军经过时，叫东吉。清朝时建了座土城，改叫东城。
从远处山上看，东城河谷像一件老式汗衫，南面的红山嘴是领口，东西两面的山梁像两条胳膊，北面敞开的衣襟，就是东城口。东城口再往北面，就是一望无际的将军大戈壁。戈壁尽头，是茫无人迹的大漠。
每年春天，旷野刮起风，从大漠腹地卷地而来的西风，肆无忌惮地扯开东城的衣襟，把戈壁荒漠裹挟来的沙尘，使劲往里灌，灌得满肠满肚的沙尘。黄风把村庄吹得灰鼻子灰脸，村里人一个个满脸风尘，像赶路人。那时候，猛烈的西风像女魔，妖气十足，恣意癫狂，随性发作，好像她随时要把一座城掀翻，剖肠开肚，把五脏六腑都清理得干干净净。好像她要把一座城彻底刮去，把一段历史刮去，把辛苦的、贫困的、包括悲欢离合，时间的空间的记忆的和遗忘的，把一切的一切都刮去，连同西风自身。
但没有用，几十年后，风依然吹着。
风没有改变，只是，我们在西风里，走了几十年，时间还将继续下去。
古城子
在东城生活了近二十年，始终没有看到过完整的城。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城墙就只剩下东西两段了。八十年代又轰倒了一大半。现在，连古城的背影也模糊了。
古城子的城墙，高约十来米，墙底宽厚而坚实，墙头约一米宽，胆子大的，可以在上面跑步，胆小的，慢慢吞吞也能过去。城墙里面，以前都是村里的办事机构，那时候叫人民公社，有人民公社的供销社、银行、信用社、邮电局、电影院什么的。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沿外墙居住的人，靠墙吃墙。有依墙建造座房屋居住的，有沿墙搭建一排牛棚马圈的。有的，干脆照着城墙挖个窑洞，当作自家的仓库。老人们讲，城墙上的土是好土，土质很好，用麦草和泥上房顶，冬天不漏风，夏天不漏雨，四季保平安。
是啊，这可是东城大地上真正的土。从几百年前的地下挖出来，封土成围，夯筑成墙，坚固有力，它和古城一起见证了历史的变迁，经受了风雨的洗礼，岁月的沧桑，但没有遭受更多的人为的污染。不像现在，上化肥，打农药，翻江的翻江，蹈海的蹈海，岁月千奇百怪，土地千疮百孔。只有城墙上的土，也只有它们，保持了这片土地本来的面貌。黄土，颗粒清晰，太阳照射后，发出轻微的光芒。
就像生活在这里的人一样，平平淡淡，普普通通，几百年来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没出过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岁月轻微，时光静寂，村庄安静得像一片空空荡荡的白纸，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外面的世界。
在古城的背影里，城墙上的黄土，依稀散落在田野、村庄和屋顶上。空旷的大地上，这些坚强的黄土，刻进了人们的皮肤，渗进了血液。但是，他们依然伫立着，在夕阳里，发出轻微的光芒。
旷野的风轻轻吹着世界，也吹着古老的东城。古城里的事物，简单而普通，像城墙散落的黄土一样，像陈年的灰尘一样，散发着微弱的亮光，微弱，但不是渺茫。就像散落在屋顶、树梢、河谷、田野的黄土自身，没有高低之分，也无贵贱之别，彼此相依，互相守望。它们自己照料自己，也在照料别人。它们自己照亮自己，也照亮了这片土地。像我现在一样，茫茫人海，站在一个小写的位置上，用内心的词语表达内心的热爱和大写的人字、品格和尊严。
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东城只是一小块，甚至，在地图上连一小点的位置也没有。现在，我站在碉堡梁上，站在童年的位置上，东城依然十分的空廓。空廓而又沉静的古城子，一点城墙的影子也没有了。但是古老的村庄始终清晰着、明亮着。大地上呈现的，是时光匆忙的影子，纷繁的色彩，嘈杂的声音，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儿，说不清是痛，是幸福，还是什么……
我突然感觉我祖国似的热爱的，就是这座城，就是这座没有一点儿城墙却依然叫城的地方，就是这片覆盖在古城上散落的黄土散发出轻微的光芒。
是的，风依然吹着。
在岁月的风景里，大块的云朵驮着天空缓缓移动，光秃秃的碉堡梁驮着岁月缓缓行走，从东城口而来的西风，穿过古城，穿过红山嘴，向密林深处而去。我隐约感觉到一些什么，是一道光，还是什么气息，正刺向我内心深处。
是的，世界正沿着自身的规律和方向前进，地球绕着太阳转，我们跟着地球转，所有的事务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发展着、变化着，谁也阻挡不了时间的脚步，正如我们阻挡不了生老病死一样。
那么，就让伟大的更伟大一些，让渺小的再渺小一些。而我们卑微，我们只能在伟大和渺小之间，在内心与天堂之间，感受上苍赐予的幸福和美，这就是我对于世界、对东城，包括生命全部的爱和希望。
碉堡梁
其实，碉堡梁就是古城西面一座秃山，与我家老宅仅隔一条河，不足一里地远。碉堡梁光秃秃的顶部，有一个圆形土碉堡，就像荒野时代遗留的一段往事。
这座土碉堡是什么年代建的，是谁建的，具体谁也说不清。
儿时的碉堡梁，是一座山，也是乐园。冬天是滑雪场，春天挖野菜。盛夏季节，羊儿们一头钻进满坡青草里，碉堡梁就成为孩子们野营的战壕，偶尔派个哨兵，在红荆绿棘丛里数一数露出来的黄牛茶色犄角，又投入了战斗。
那时候，我总喜欢站在碉堡梁上看云。碧蓝彻透的天空，大块大块又白又厚的云朵，像洁白如雪的童话，在东城上空，悠悠飘浮。有时，厚厚的云彩会遮住我的视线，但是很快，世界就清明起来。
太阳落山了，孩子们赶着牛羊回家了。南山谷纵深处，夜晚发情的母狼扭动肥硕的腰肢，向年轻的公狼发出信号，夜的世界充满诱惑和欲望。
碉堡梁后面，野兔了、田鼠了，搂着它们的孩子，在洞穴里熟睡。山野、村庄在夜空中沉寂下来，月亮照着光秃秃的碉堡梁，碉堡梁下的村庄，安详而宁静。
不过好景不长。七十年代，全国各地掀起“学大寨”高潮。那时候有个口号：学大寨，赶昔阳，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东城是祖国大好河山的一部分，自然不能落后，要不然，就要戴一顶拖社会主义后腿的帽子了。这怎么行，他们瞄准了眼前的这座碉堡梁。生产队敲锣打鼓，紧急动员社员开垦荒地。队长说，人家大寨能在山梁上开荒种地，搞梯田，我们也不能熊，我们要把这座光秃了几辈子的碉堡梁，变成梯田，向社会主义建设献礼。社员们群情激昂，扛着锄头，喊着口号就上了碉堡梁。大家伙儿卯足了劲，开垦梯田，植树造林。春去秋来，树没活几棵，牧场却没了。
后来，碉堡梁上又种了粮食。在这片靠天吃饭的土地上，雨水广的年份，略有收成。旱年的春天，明知籽粒难收，父亲们依然从仓库里选好种子粮，疏疏朗朗地撒入田野，精耕细作，不落下一道工序。他们坚信，苍天不薄辛劳，他们是在用汗水祈祷种子发芽，抽穗，结果啊。
再后来的什么时间，人的粮食还不保，又莫名其妙闹起了鼠灾。村里组织大批人马开展灭鼠活动。人们满山遍野搜老鼠洞，下毒饵料，灭鼠，灭虫。以鼠为食的鹰和蛇被药死了不少，老鼠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而人的粮食依然不够吃。
那些老鼠、鹰、蛇到底怎么样了？
现在想想，其实自然界的问题，人类是很难搞清楚的。
我再次来到碉堡梁，是2003年秋天的一个下午，秋高气爽，晴空万里。从碉堡梁向南望去，莽莽苍苍的山梁，绵延伸向远方，天地连接处，青紫色的山峦，云蒸雾绕。西山尽处的博格达雪峰，宛如一位女神，玉立群山之上，在蓝色天空的映衬下，更加神秘，更加迷人。
而现在，膨胀的人口加速了古城的消逝，但古城的面貌依旧，他们荒漠的皮肤，他们沧桑的面容。二十多年过去了，上了岁数的人，一茬一茬搬到山后的坟地。与我年龄相近的年轻人，为生活打工，为命运撰写岁月文章，灵魂呼救。而更小一些的，一个个又都变成了陌生面孔，仿佛我变成了外乡人了。
时光多么残酷啊，轻轻一挥，就将那么多记忆都抹去了，一切都模糊了。唯一清晰的，是碉堡梁，就像它里面的故事一样的神秘，像童年一样，像现在一样，无法揭秘。
在喧闹的城市里，我的灵魂是孤独的。这一点无须掩饰，就像碉堡梁无须掩饰它光秃秃的裸原一样。每当我形单影只之时，一个人走向旷野，就感觉自己总是站在高高的碉堡梁上，东城缓慢平静的气息，像云一样在我的血脉里流淌，那么缓慢，那么清晰，那么自然，那么亲近，时光无法冲淡……
我在城市里行走，也在自己的身体里行走。我穿着城市的新衣，我的灵魂穿着我的旧衣裳。我轻易穿越一座城市，我的灵魂却无法穿越我和我的肉体。其实，在世界上，每个人都一样。生活沉重，感情沉重，岁月沉重，生命沉重，沉重却不是悲凉。就像碉堡梁，驮着光秃秃的山脊，在岁月里行走，阳光和白云伴随着它，春天和风雨拥抱着它，它是幸福的。
而我是一个纯情的自然主义者。我相信，我的身体只是我灵魂的旅店。我的灵魂在冥冥中游走，爱我的儿子和亲人，爱我的村庄和碉堡梁，也会在梦里光顾情人的温柔之乡。
事实上，我相信像东城这样的自然村落肯定是落后的。我曾经去过内地许多发达的村镇。我怀疑那些“豪华新村”是被雕塑的，它们身上不经意散发出类似诸侯城邦的味道。一些发展快的村慢慢吞并了周边的贫困村，过不了多久，一些地理名词将会消逝。我现在的担心还不止这些，地理名词只是其次，我更加担心人的变化。
我时常在想，一个人心中能拥有一座小城就足够了，不必奢望世界名城，宽敞的马路，七彩的街巷。哪怕它像东城一样，只有城之名，没有城之实，仅仅是一座内心之城，那也已经足够了。是的，我心中只拥有碉堡梁就足够了，不必考虑它有没有绿色植被，有没有高大的乔木，也不必追求天下的好山好水。
是啊，碉堡梁，古城一样沧桑的碉堡梁。在那个弯腰说话的时代，那个背着太阳生活的年代，那个只有月夜微光下休息的岁月，它曾经是牧场，给了我童年的快乐。它为东城作屏障，长过树，收过粮。现在，它粗糙的皮肤已失去了青春的翠绿，但依然保持了一座山的姿式，伟人一样巍然耸立在古城西面，遮风挡沙。无论生活多么贫困，无论岁月多么荒凉，只要碉堡梁在，生活就在继续。
是的，碉堡梁。无论相距多么遥远，只要灵魂还在。是的，只要灵魂长在，正如我苍老的父亲，一生平平常常没什么大的作为，却依然英雄般矗立在我内心深处，照亮我的生活之路。
麻雀会
小时候时常看到麻雀会。春天的枝头，秋天的麦场，冬天的草垛上，在温暖的阳光里，丰收的喜庆中，麻雀们叽叽喳喳一大群，或飞、或跃、或歌、或舞，高高兴兴地聚在一起开大会。少则几十只，几百只，多则上千只，枝头、麦场、草垛上黑压压一片，飞起来遮天蔽日，煞是壮观。通常人们说是麻雀过年，开大会。
对于麻雀会，村里的老人们是有说头的。大凡春天的年会，麻雀们兴致高昂，友好发言，无激烈争吵的，预示着这个春天雨水充足，五谷丰登。如果麻雀们大吵大闹，争执不休，或者三五一伙互相攻击打斗，则这个春天可能要发生饥荒。所以，在村里，老人们对麻雀会很重视，尽可能告诉孩子们不要打扰，让麻雀们细心讨论，希望这些小精灵能给春耕带来好运气。如果发生麻雀群殴现象，老人们就会大骂：这些躁雀，招来灾荒年，有时会拾起土块向枝头砸去。
这是迷信，还是麻雀们真的有什么先兆。小时候我一直没弄明白，只觉得是一件好玩的事，凑凑热闹，看一大群麻雀壮观的景象。至于它们盛大的年会到底有什么预示或含义，没有特别在意。
记得那时丰年秋收时，对一大群飞来麦场的麻雀，老人们也会手下留情，一边驱赶，一边说，雀儿们今个春上帮了忙，赶紧吃两口走吧。大约是对麻雀春天丰收年会的感谢。冬天草垛上的麻雀，老人们也要孩子们不要惊扰。
麻雀真的有预见之能吗？
我一直怀疑，但对大自然生物的生存和一些奇妙现象的准确性也深信不疑。如：对天气变化、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反应，一些动物非常敏感。人类在长期生存中，也从动物们身上学会了不少，产生了不少谚语，比如：蚂蚁搬家要下雨，蛇过大道要下雨，等等。还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和问题，动物们或许都知道，大约是它们自己作了准备，而没法告诉我们。而麻雀们是用开大会的形式告诉了我们，我们应当感谢它们。
长期以来，麻雀与人类相伴而生，与人类已经建立了亲密的生存关系，所以人们亲切地称它们“家雀”。这个名称是很具有感情色彩的，仿佛与家猪、家猫等家畜同列。实际上，它们已经与人类有了某种亲缘关系。
所以，对“麻雀会”的真伪，包括对它们的预知先兆，我说不上相信，也提不出否定的理由。
我一直在想，对于丰年，它们友好地聚会，自由自在、高高兴兴地说说心里话，互相亲热，互相祝福、祝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灾年，它们争吵不休，互相攻击、殴斗，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它们是对于到底是灾年还是丰年进行民主讨论，分别发表各自的预见和意见，或小组讨论，或举手表决，最终意见不同而争执。说灾年的一方大力阐述灾年的预兆和理由，说丰年的一方极力说明丰年的观点和依据，双方争执，展开生死大讨论。最终两派无法形成统一意见，而大打出手，以势力压倒对方。
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麻雀们的社会组织形式大约是议会制的，它们的群体中肯定没有最高领导者。因为我一直没有听到过麻雀王之类的称谓。不像雁阵有头雁，狼群有狼王，狮群有狮王，它们的好多事情，王者说了算，都是一言堂。而麻雀召开民主大会共同讨论决定，我不知道该为麻雀们庆幸还是悲哀呢。
要说庆幸，头雁还好，带领队伍顶风冒雨，南征北战，长途迁徙，繁衍部族。而狼群就不好说了，母狼王享有支配狼群的权力，享有与年轻力壮的公狼的优先生殖权，并且狼王的孩子享有优先生存权，其它母狼都要先向狼王的公子、公主们供奶。狮群就更惨了，狮王把持着群落的生杀大权，所有的美妇美女归它一人，它整天好吃好喝，妻妾们征战的猎物先由它享用，它是不可动摇的王。
野生动物学家还发现：狼王是世袭的，也就是说母狼王的女儿中，有一匹身体强壮又具较强组织能力的可以接替狼王位，继续狼族部落的管理。狼王的女儿很多，互相争斗和选择的机会也多。而实际上，一代一代母狼在生活实践中，已经形成了阶层。这种阶层本身是在日常生活、捕猎、玩耍和搏斗中形成的。而一旦形成就具有了法定意义，成为狼群生活里不得违抗的规则。
而狮王的产生是竞争的结果。这种竞争非常残酷，首先是一头强壮的雄狮打败在位的狮王。这种搏斗的能力，不是一天两天练就的。必须是年轻力壮的公狮勇敢顽强的搏杀经验的积累，达到一定实力时，突然出击，把狮王赶下台，颠覆它的政权。然后，残杀母狮与前狮王的幼子，逼迫母狮就范。这样，它才能坐上王位，传宗接代；才能坐享其成，享受母狮的供奉；才能独霸狮群，实现它的独裁统治，成为真正的王者。
由此看来，麻雀们的议会制好像是幸运的，虽有因意见不同而发生争斗的现象，但它们的世界总体是和谐的。当然，对世间万物的生存形式，比如狼群、狮群，它们的生存法则虽然不够人道，毕竟它们也不是人类，千万年来形成的生存法则和社会形式，有它们存在的理由。又比如说我们人类，据古人类学家研究发现，在几万年、几十万年前的原始人类群体多以女性为首领，后来逐渐发展演化，男性占了统治地位。也就是由母系氏族社会发展为父系氏族社会。这是自然和历史选择的结果，是存在的理由，后人无法判定它的正确与错误。
事实上，所谓社会组织形式，就是社会公共权力的支配形式。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来看，国家产生之前是部落联盟或城邦联盟，大体属于议会制范畴。封建王国产生以后，多数是帝王集权制。现代世界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就比较复杂了，在这里不作细说。
现在我还是想讨论一下麻雀们的会议形式和内容。我想，麻雀们没有王，它们的社会公共权力是由议会负责的。对于灾荒饥饿、种族繁衍这样的生存大事，麻雀议会是很负责任的，它们不是就几个或几十个议会成员说了算，它们还专门召开年会，或群体大会讨论，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共商国是，共谋大计，这是无可非议的。
对于如此重大而现实的问题，麻雀们为了形成一致意见，在群落里达成共识而发生激烈的争吵。它们为了群落的生存忧患，不计亲友，不计夫妻，该争就争，该吵就吵，很难看出，这些小家伙们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和敢于坚持原则，勇于坚持真理的自信和勇气，这让我非常饮佩。我想，幸亏它们是大会决事。若是有个麻雀王，睿智还好。若是这个麻雀王昏庸而少见识，挥舞大权，独断专行，可能坏了家国大事。
想到这儿，我突然觉得自己喜欢上麻雀了。当然，麻雀会到底是不是对年成的预测？它们到底有没有先验？我还是不能轻易下结论。但是，麻雀们至少用它们的会议向人类传达了某种信息，那是它们的信息，至于我们如何判断，还要靠我们的生存经验和真知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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