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家与语录体
摘要：提到理学家的著作，人们往往想到“语录”二字，语录体俨然成为理学家的标识性文体。印刷业的发达为语录体流行提供了强有力的“硬件”支持，这是促成理学语录流行的外在机缘，理学家对待口传与书写的态度、理学家的以道统自任的传道使命感、迫切感以及语录体文体自身的自由性、切己性则是语录体流行的内在原因，，但语录著述因其口语、口传性质而存在可理解问题、可信性问题，以及与传统的经典著作之关系问题。因语录而废经典、废文章现象，则为汉学批评宋学语录体流行之两大弊端。
关键词：理学家；语录；经典；理学结社；印刷业
中图分类号：B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5）01-0129-14
任何一种思想都需要相关的载体来表达与传播，这里的载体不仅是指物质层面的技术媒介，如声音媒介（口传）、纸质媒介（纸传）、电子媒介（电传），而且也指思想表述与传递的文体形式，如诗歌、书信、论文，等等。就儒家思想之表达、传播的文体形式而论，汉唐儒学多是通过经典注疏的形式进行的，而宋明理学在传统的文体形式之外，还利用语录体表述与传递自己的思想。为何理学家与语录体结下了不解之缘？语录体的问世对理学究竟意味着什么？语录体在理学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它又存在哪些问题？本文欲就以上问题，略作考述，以就正于方家。
一、语录体与宋代印刷业
语录体的出现，可以追到《论语》，班固（32-92）在《汉书·艺文志》中就已指出：“《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李二曲（ 1627 - 1705） 《四书反身录》亦云：“《论语》即孔门之语录。”但《论语》文本是以雅言为主，究竟保存多少当时师徒对话时的“口语”，还是个问题。《旧唐书·经籍志》录有孔思尚《宋齐语录》书名，该书早已散佚，明朱荃宰（生卒年不详）在其《文通》（卷二）中曾指出该书系“琐言”，“嘲谑调笑之余，用资谈柄，可助笔端”，想其风格大致与《世说新语》相类似，但其面貌究竟如何已不得知。“王孔子”王通（580～617）有《中说》一书，该书不仅在形式上全然模仿《论语》，为对话体，亦为门人所记，而且书中语式亦仿《论语》。故该书虽可说是“语录”，但不是口语之录，在文体上更像是扬雄的《法言》一书。
语录体的兴起一般都追溯到那些重视口传的禅宗大师们。John R.McRae指出在8世纪书写的禅文本中，包括敦煌出土的文献（如神会的作品）中，已经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口语化的倾向：柳田圣山也指出形成于马祖道一（709～788）之后的语录体，以机缘问答的形式，表现了禅宗特殊的口语教学风格，语录体是对传统佛教的“革命”，颠覆了六朝以来佛教注经的传统，强调了佛陀教学中口传的性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当时这种种带有语录性质的文本并不是以“语录”命名的，记录师徒对话的《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即是例证。后来流行的唐代禅师的语录体著述如《大珠慧海禅师语录》、《庞居士语录》等，多是在宋以后加工形成的。10世纪巾叶禅宗开始出现语录形式，如《祖堂集》（成书于五代南唐保大十年，即952年，比大名鼎鼎的《景德传灯录》还要早五十多年），该书完全用古式白话文写成，语多方言，字多简体。在北宋初期尚在流行。但其后便不复见于中国本土，亦未收入《大藏经》。
理学家的“语录”体不过是沿袭宗门，这在攻击理学的文人与汉学家眼里是共识，杨巍（1514～1605）《嘲儒》诗云：“尼父不言静，后儒何怪哉，纷纷诸语绿，皆自五灯来。”（《存家诗稿》卷六）乾嘉时期的著名汉学家江藩（ 1760 - 1830）指出：“儒生辟佛，其来久矣，至宋儒，辟之尤力。然禅门有语录，宋儒亦有语录；禅门语录用委巷语，宋儒语录亦用委巷语。夫既辟之而又效之，何也？盖宋儒言心性，禅门亦言心性，其言相似，易于浑同，儒者亦不自知而流人彼法矣。”又如，钱大昕（1728～1804）说：“佛书初人中国，日经、日律、日论，无所谓语录也。达摩西来……数传以后，其徒日众，而语录兴焉，支离鄙俚之言，奉为鸿宝；并佛所说之经典，亦束之高阁矣。……释子之语录，始于唐；儒家之语录，始于宋。儒其行而释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辞气，必远鄙倍’。语录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词矣。有德者，必有言；语录行，则有有德而不必有言者矣。”
毫无疑问，理学家语录体的流行是受到禅宗的影响，实际上理学家本人往往都有出入佛氏的经历。但已有学者指出，禅宗的语录体流行乃是在理学家语录体流行开来之后发生的现象。
其实，以“语录”著述在当时实在是一种“时代精神”、一种“时尚”。宋初三先生之一胡瑗（993～1059）既有文言语录，又撰有大量“口义”的著述，如《周易口义》、《洪范口义》、《春秋口义》，曾问学于胡瑗的徐积（1028 - 1103）亦有语录（《节孝语录》）传世。石介（1005- 1045）撰有《易口义》，等等。南宋晁公武（1105 - 1180）之《郡斋读书志》集列各种书目近一千五百种，以搜罗唐代和北宋时期的典籍最为完备而著称。在这部中国目录学的大书之中，出现了很多以语录命名的书籍：如富弼（ 1004 -1083）使虏时所录的《富公语录》（史部“实录类”）、寇瑊（？～1032）记录其出使契丹贺辽主生辰往返所见闻的《生辰国信语录》（史部“地理类”）、章谊（1078～1138）所录之《章忠恪奉使金国语录》（史部“地理类”）、李畋（生卒年不详）记录张忠定公（咏）守蜀善政的《张忠定公语录》（史部“传记类”）等。自然大量的禅宗语录也见于“释书类”之中，如《宗镜录》（一百卷）、《庞居士语录》（十卷）、《景德传灯录》（三十卷）、《传灯玉英集》（十五卷）、《锦囊集》（一卷）等。
在同一时期，在不同的领域，出现了这么多语录体著述，确实说明了当时存在一种“以俗语为书”的时代风气。近人谢无量说：“宋时多以俗语为书者，其论学记事者有语录，杂史琐闻有平话，而戏曲亦渊源于是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