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屈原接受研究
摘要：宋代的文人，特别是两宋与南宋时期的文人，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与屈原极为相似，他们自然而然地受到屈原及《离骚》的感召，对屈原的身世命运感同身受，并向他学习心灵与艺术的追求，在国家形势的巨大困顿下从屈原身上寻求新的精神力量。本文以屈原的精神旨归为线索，映照宋代的众多士人，将文学与士人心态研究结合起来。全方位立体的审视着宋代文士们最真实的内心世界，进而总体梳理宋代文士们的精神面貌。
关键词：屈原；宋代士人；接受；精神榜样
屈原被称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可以说，他是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榜样。屈原最大的人格魅力在于“忠直”的政治品格与“高洁”的道德情操，当他在受到国家危难波及且“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时，就将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演绎的淋漓尽致。后世文人多在经历相似的国家命运与类似的个人遭遇仕途失意之时，回看屈原，从屈原的身上去寻求一种人生参考，来借屈原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表达他们末世里的思考，抒发壮志难酬的遗憾、以及家国倾覆之痛。宋代的文士，他们在国家形势的巨大困顿下往往从屈原身上寻求新的精神力量。
一、屈原是宋代士人的精神榜样
宋代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时代，外部的侵扰与威胁、国家内部和民族的矛盾与斗争、统治者的不思进取苟且偷安，不断挤压忠臣志士的生存空间，使之普遍经历屈原一样“忠而被谤，信而见疑”而遭受贬滴流放的政治命运，从而呈现了悲愤、对现实的控诉、以及惋惜等诸多心态。文人身上的怀才不遇之情和挥之不去的国家责任与参政之愿望促使他们在残酷的现实世界中痛苦的挣扎。一些宋代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国家倾覆、贬谪流放这一系列心路旅程后，最终与屈原的情感产生了深刻的共鸣。本文依据在宋代史料、宋人诗集、宋人注本之中搜寻大量关于屈原的诗、文、评论著，由此将屈原文化人格精神与宋代士人心态联系起来，梳理考辩宋代文人对屈原文化人格的接受，挖掘屈原文化性格的深层次内涵，亦使宋代文士的精神形象得到理论和历史的升华。宋代文士对屈原有着亲切的追求和仰慕，如朱熹所说：“忠清洁白，无辩自显也。”[1]（P13）又如洪兴祖所叹：“其志洁，其行廉。”[1]（P12）班固所感“弘博丽雅，为辞赋宗。”[1]（P14）由于当时的国家形势和个人的遭遇影响，宋代许多诗人都向屈原学习诗文，苏轼在《苏轼评楚辞》中说：“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2]（P128）何乔新也曾在《重刻楚辞序》中提到：“盖三百篇之后，惟屈子之辞更为近古。”[1]（P17）朱熹在《六义》中所云：“其为赋则如《骚经》首章之云也。比则香草恶物之类。”[1]（P16）《楚辞后语》中所说：“屈原之心，忠正洁白。”[1]（P13）屈原的忠君爱国精神极大程度上给那些宋代文士们指引出一条存正确道路。屈原那种“忠直”的政治品格与“高洁”的道德情操令宋代失意的文人们引之为心灵的榜样。
将屈原放在宋代的时空里，以屈原为人物线索，还原出宋代文人的生存状况以及内心世界。这种把历史人物放在不同时代去具体分析、具体审视的研究方式，不管是人物本身，还是具体的时代，必将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宋代文人对“屈原文化人格”的接受研究，可以深入挖掘在宋代的历史文化底蕴。
二、宋代士人对屈原接受的内涵
宋代文士崇拜屈原，并向他学习心灵与艺术的追求，屈原其人具有强烈的“忠君爱国”精神，无论是在国家倾覆还是在仕途失意都保持“忠直”的品质不改初心，正因如此他们才更加推崇从屈原，从屈原的文化精神世界汲取力量，指引自己迷茫而脆弱的内心。宋代士人对屈原接受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屈原人格之推崇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建立了高度的中央集权，造成国家的衰弱，给了周边国家可乘之机，而“庆历新政”失败后，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实行变法，又加重了国家的内部矛盾。在这样的背景影响下，宋代文人们的自身责任和参政热情越发的高涨起来，同时也表现出了对屈原在此种情形下的忠诚与高洁更为仰慕。洪兴祖《楚辞补注》中有这样一段话：
人臣之义，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恨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佯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其黄耇，终寿百年，盍志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3]（P42）
洪兴祖表面上是在描述当时宋代形势，但其实是在这种形势下彰显了屈原的精神，从侧面表现出了他对屈原的推崇。宋代朱熹十分敬慕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在《楚辞后语》即云：“屈原之心，其為忠清洁白，固无待于辩论而自显。”[1]（P13）朱熹还在《楚辞集注序》中写道：“窃尝论之：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1]（P16）除此之外，宋代的司马光也十分认同屈原，在赞扬屈原的同时，也寄托着自己对屈原的爱国情怀的仰慕。如司马光《屈平》所云：
白玉徒为洁，幽兰未谓芳。穷羞事令尹，疏不忘怀王。冤骨消寒渚，忠魂失旧乡。空余《楚辞》在，犹与日争光。[2]（P123）
虽然屈原的精神后来有很多人模仿，但大多都不尽完美。而宋代最有标志性的文人代表当属洪兴祖和朱熹，他们对“忠正”、“忠立”、“忠贞”赞美屈原的表达上尤为赞同。洪兴祖《楚辞总论》中提到：“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P12）在这里表达了屈原高尚的人格，他的忠君爱国、舍生取义的思想，以及他的人生与道德理想，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一代文人的人格的力量与精神之魅力。朱熹在《楚辞后语》中亦讲到：“屈原之心，其为忠清洁白，固无待于辩论而自显。”[1]（P13）由此可见洪兴祖的思想对朱熹的“忠君爱国”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不仅如此，除了洪、朱二人，晁补之《续楚辞序》中曾写到：“则世之所以贤原者，亦尤其忠死，故其言至于今不废也。”[2]（P135）由此表达屈原之忠带来的影响。班孟坚也曾表达对屈原的忠诚之心给予赞赏，他在《离骚赞序》中这样写道：“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自已，故做《离骚》。”[1]（P9）诗人通过文章，抒发自己的忧思爱国情怀。这段话同样表达了对屈原的“忠”的赞赏及仰慕。除了这些还有间接的赞颂，如苏轼在《屈原塔》和《屈原庙赋》中就通过对诗歌的表述，间接表达了对屈原爱国精神的推崇和赞美。如上言论夥矣，不一一列举。屈原是后世之人的楷模，无论精神和品格都令人折服。诚如王国维《文学小言》所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4]（P241）屈原用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并鼓励着宋代文士，陪他们度过那段黯然的岁月。
（二）对屈原遭遇之同情
屈原一生，几经波折，无论是面对国家倾覆、还是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流放万里，但仍保持一颗爱国之心。把目光定到宋代不难看出，宋代面临的境遇与与屈原相似，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受到屈原及《离骚》的感召，对屈原的身世命运感同身受。如张咏在《吊屈原》中所云：“楚王不识圣人风，纵有英贤声少通。可惜灵均好才术，一身空死乱离中。”[2]（P113）张咏通过这首诗表达自己对屈原“忠而被谤”“壮志难酬”的同情。梅尧臣也曾表达对屈原的同情，他在《五月五日》中写道：“屈氏已沉死，楚人哀不容。何尝奈谗谤，徒欲却蛟龙。未泯生前恨，而追没后踪。沅湘碧潭水，应自照千峰。”[2]（P118）张耒在《和端午》中曾感叹道：“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去讵能还。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2]（P138）张耒还在《屈原》中提到：“楚国茫茫尽醉人，独醒惟有一灵均。”[2]（P138）由此来表达，自己对屈原的缅怀，对“千载冤”的同情，以及“万人皆醉我独醒”的感叹。洪兴祖《九章·哀郢后叙》中写道：“心在楚国，徘徊不忍去，蔽于谄媚，思见君而不得。故太子公独《哀郢》而悲其志。”[1]（P31）在他看来屈原即使忠而遭到质疑，仍不忍离去，其爱国之心尤可敬亦可悲。洪兴祖还在《九章·抽思后叙》中写道：“己虽忠直，无所赴诉。反复其词，以泄忧思。”[1]（P31）表达了自己对屈子无奈与同情。除此之外，寇准也在《楚江有吊》中提到：“悲风飒飒起长洲，独吊灵均恨莫收。深岸自随浮世变，遗魂不逐大江流。霜凄极浦幽兰暮，波动寒沙宿雁愁。月落烟沈无处泊，数声猿叫楚山秋。” [1]（P114）以表示自己对屈子的同情之情。正如张咏《褊箴并序》中所言：“屈原流于湘滨，德与行光照如戴天：笃行不废恒为真贤。”[1]（P113）洪兴祖《楚辞总论》所叹：“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义尽矣。”[1]（P12）他对人生的遭遇的思索与他的作品一起，为宋代文士们搭建了一个精神的港湾。
（三）对屈原《离骚》之赞誉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爱国主义的诗人，他热爱国家、洁身自好的品格深深地影响着后世文人。诚如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中所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5]（P5）屈原《离骚》对宋代士人有着明显的影响，许多宋代的诗话、词话、宋人评注常暗含着屈原对《离骚》的称赞。吴师道在《吴礼部诗话》中称赞道：
愚尝读《离骚》，见屈子闵宗周之阽危，悲身命之将陨，而其赋《远游》之篇曰：“仍羽人于丹丘，留不死之旧乡。”超无为以至清，与泰初而为邻。乃欲制形炼魄，排空御风，浮游八极，后天而终。原虽死，犹不死也。陶公《归去来辞》，愤其主弒国亡，而未言游仙修炼之适，且以天容永固、彭殇非伦赞其君，极其尊爱至，以见乱臣贼子乍起倏灭於天地之间者，何足道哉！陶公胸次冲淡和平，而忠愤激烈，时发其间，得无交战之累乎？洪庆善之论屈子，有曰：“屈原之忧，忧国也；其乐，乐天也。[2]（P182）
宋代文人认为屈原“文约辞微”却又“文小而旨大也。”洪兴祖在《楚辞总论》中写道：“太史公作传，以为“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1]（P13）以此充分赞誉了屈原《离骚》之境界。李纲在《著迂韵有感》中提到：“屈原困椒菌，泽畔采薇旅。《离骚》髓夙雅，光可争日月。”[6]（P17688）李纲不但认为《离骚》继承了《诗经》的风雅，还高度评价《离骚》可与日月争明，由此可见李纲对屈原《离骚》的评价之高。吴仁杰曾在《离骚草木疏后序》中谈到：“仁杰少喜读《离骚》文，今老矣，犹时时手之，不但览其昌辞，正以其竭忠尽节，。凛然有国士之风。每正冠敛衽，如见其人。凡芳草嘉木，一经品题者，谓皆可敬也。”[2]（P196）可见吴仁杰对《离骚》的高度推崇，以及离骚对诗人的积极影响。除此之外，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也曾写道：“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5]（P5）由此可看出，屈原《离骚》极高的艺术成就。屈原的不朽诗作以及屈原的伟大人格，影响着后世无数的文人学者。严羽《诗評》有云：“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泪满襟，然后为识《离骚》。”[2]（P174）方回《送常德教趙君》中赞道：“夙雅之筱简屈原，千古哀怨《离骚》傅。”[6]（P41766）方回把《离骚》和《诗经》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由此可见他对《离骚》地位的推崇之深。
对于宋代文人来说，一切遭遇与心境都可以在《离骚》得以抒发，因为他们对屈原的遭遇感同身受，也对《离骚》更为推崇。陈普《咏史》中叹道：“仲尼死后百年期，定把《离骚》继四诗。”[6]（P41792）诗人想象如果孔子与《离骚》的相遇，一定会将《离骚》写进诗三百中，由此肯定了屈原《离骚》的地位。吴子良在《吴氏诗话》中写道：
自《离骚》以草为讽喻，诗人多效之者。退之《秋怀》云：“白露下百草萧兰共憔悴。青春四墙下，已复生满地。”乐天《咸阳云上草》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僧赞宁诗：“要路花争发，闲门草易荒。”后山诗集：“墙头霜下草，又作一番新。”后徐师川诗：“遍地闲花草，乘春傍路生。”意皆有所讥也[2]（P201）
由此可见，后世诗人对屈原《离骚》的继承，他们从《离骚》中汲取养分，并加以理解，成自家之文，可见《离骚》影响之深。陈辅之在《宋玉屈原》曾写道：“屈原《离骚》读之使人头闷，然摘三句反复味之，与《风》、《雅》雅无异。”[1]（P184）可见《离骚》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远。
屈原以其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洁身自好的品质流传于世，千载不违。他的《楚辞》、《离骚》等作品，便是他良好品质人生际遇的真实写照。朱熹在《楚辞后语》中评价道：“故君子之于人也，取其大节之纯全，而略其细行之不能无弊，则虽三人同行，尤必有可师者，况于屈子，乃千载而一人哉。”[1]（P13）屈原固守本心，在“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时仍忠君爱国，不改初心的品质，注定了得到生存在压抑黑暗状态下的宋代文人对他的赞同和崇拜。
三、结语
在那个国家面对外侵扰威胁，统治者不思进取的时期，屈原不顾个人仕途失意的遭遇，仍旧不改爱国之心，固穷高洁品行，滋养着宋代文人们受伤的心灵，为那些怀才不遇的文士们提供了精神依托。如朱熹《楚辞后语》所云：“故论原者，论其大节，则其他可以一切置之而不问论其细行而必其合乎生限之矩度，则吾故已言其不能皆合于中庸矣。”[1]（P13）本文依据宋代史料、宋人诗集、宋人注本之中搜寻大量关于屈原的诗、文、评论著，把宋代文士用“屈原精神旨归”这条主线贯穿起来，尝试对宋代士人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心灵探索，审视着宋时期中国文士们最真实的内心世界，最终实现对宋代文士人精神面貌的总体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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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艳凤（1993-），女，蒙古族，内蒙古通辽市人，内蒙古师范大学古代文学在读硕士，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诗歌史。
通讯作者：刘伟（1977-），男，蒙古族，内蒙古通辽市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文化美学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