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技术,对高校思政教育的作用
[摘 要] 在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视阈下，本雅明创造性地以“技术”化解了文艺作品自身的艺术性和社会政治性之间的矛盾，使二者统一于艺术生产者提高文艺生产力之中。这一理论也为在西方话语包围下的当代中国高校思政教育提供了启示，高校教师应当十分重视“互联网+”的技术革命及思想革命。在实践中，《那年那兔那些事儿》和“TED演讲”中的部分演讲是高校在“互联网+”时代中关于思政教育的两个优秀案例。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互联网+”;马克思主义;文化生产;技术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8-2549（2019） 12-0048-0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但不可否认，当代中国大学生越来越倾向于在网络文章、影视剧等文艺作品中接受多元化思想的冲击，排斥过于枯燥正式的宣传教育方式，且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已形成了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传统的理论书籍、先进人物报道等难以使思想政治教育真正入脑、入心，这使得高校思政工作面临很大挑战。本文试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本雅明的文艺理论为基础，分析技术在文艺影响意识形态过程中的作用，并探讨文艺技术的革新在“互联网+”的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具体实践。
一 技术：生产理论视阈下艺术性与政治性之争的新解
文艺作品的艺术性与政治性在历史上通常被解读为三种关系模式：一是作品的政治性要高于（甚至控制）艺术性，如在柏拉图所构想的“理想国”中;二是作品的艺术性要高于（甚至抹杀）政治性，如以王尔德为代表的唯美主义流派;三是要求作品的艺术性和政治性兼备，如孔子提倡文艺要“尽善尽美”。但无论哪种模式，都把文艺性和政治性看成是相互对立的两个目标，要么是简单地把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要么是高难度地苛求两个不同的目标都实现，二者的矛盾未得到真正的解決，也无法给艺术家指引一条真正可行的、将两者统一的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发展，二十世纪现代派艺术繁荣发展，其技巧性不可谓不高，但这些作品的政治倾向又很难让那些提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它们评价为进步的艺术。这个问题同样历史性地摆在法兰克福学派面前，本雅明用文艺生产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曾对技术、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做过诸多具有马克思主义特色的论述，其中，最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是《作为生产者的作家》。[1]这篇由演讲稿整理而成的马克思文艺理论经典著作成文于欧洲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工业化程度不断加深，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也上升;政治上，正处于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期，法西斯势力猖獗;思想上，左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唯意志论和新现实派盛行;文化上，现代派文学艺术颠覆了古典主义艺术，广播、报纸等大众传媒流行。本雅明在此背景下从“技术”进步的视角，肯定了现代主义艺术是现代社会的必然选择，大众传媒的技术代表着先进的艺术生产力。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家不能固守旧有的形式技巧，而应采用新的艺术形式，推进艺术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他把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和艺术生产观念创造性地运用到文艺批评当中，认为文艺创作也是一种生产，文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艺术家作为生产者，以某种生产方式为某一阶级服务，艺术质量和政治倾向是可以达到统一的，“技术”是关键，先进的文艺生产技术必将带来进步的生产关系，文艺的倾向性可以存在于技术的进步或者倒退中。他所言的技术一方面指文艺作品的创作技巧，一方面指媒介传播技术。因此，艺术家不仅要通过提高文艺生产技术创作更多质量更高的作品，更要改进生产机器，使更多艺术家和接受者都参与到无产阶级的文艺生产实践中。
二 技术在文艺影响思想政治过程中的作用
历史上，技术对思想政治有极大的影响。在创作技术发展中，俄国作家谢尔盖·特列契雅科夫主张在行动中创作，再用创作影响民众的行动，他亲身参加1928年俄国农业集体化运动，写出的《土地的主人》一书促进了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完善。这种创作方法是一种技术。本雅明从这个例子中特列契雅科夫的身份可能被定义为新闻记者或宣传家而不是作家来引出文学形式的问题，提出小说、悲剧、史诗剧、翻译、修辞学等形式所处的地位都不是永恒的，由于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文学形式的巨大的重新熔合的过程之中”[2]，由此得出内容和形式、正确的倾向性和文学质量的对立是无意义的，它们在“技术”的基础上是辩证统一的，技术变革了文学形式，提升了文学质量，也更有利于政治运动的发展。正确的政治倾向依赖于进步的文学技术，文学的倾向性也就可以存在于文学技术的进步或者倒退中。
报纸这一传播方式可以作为另一个例证。报纸技术的出现使科学与美学、批评与作品、教育与政治之间的对立可能会消失。读者吸收着大量内容，急切地希望自己的兴趣被表达，因而就有可能成为作者的合作者甚至自己成为作者。建立在职务意义而非专业意义上的作者是在多种技术训练中建立起来的，他们把生活境况文学化，代表其生活发言，并且这种技术不再是资产阶级的特权，而是被大众广泛掌握，这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因此，报纸——生产工具，是作为生产者的作者通过提高文学技术可以促进思想政治倾向这一论点的很好的例证。
此外，技术具有革命性。艺术生产理论视域下，作家不仅要在观念上经历革命的发展，更要对他的工作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以及对他工作的技术进行真正的革命的彻底思考。“一种政治倾向，不管它显得多么革命，只要作家只是在思想观念上，而不是作为生产者与无产阶级休戚与共，那它也就只能起反革命的作用。”[3]他用布莱希特的“改变用途”概念——生产形式和生产工具的改变来补充他的观点，即布莱希特向知识分子提出一个影响深远的要求：“不提供没有尽可能地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加以改造的生产机器”[4]，也就是作家不能仅仅提供生产机械，还要改变它，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成为衡量文学技术进步与否的一个标准。所谓仅仅提供生产工具，主要是针对左翼知识分子而言的，他们有革命的冲动和要求，他们也通过新的技术形成的文学运动来表现这种革命的冲动，但是他们并不是借此将生产工具从统治阶级手中解放出来服务于社会主义，因此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雇佣文人而已，他们所提供的工具并不具有进步的性质。为了佐证，他又举了两个反面例子——德国左派知识分子中的唯意志论和新现实派。唯意志论所推崇的“有精神的人”是游离于现实阶级之外;新现实派在发行技术的进步下促进了摄影的发展和报告文学的流行，却墨守成规，其生产机械即便出版大量的革命论题，也不曾对它和占有它的资产阶级的存在真正提出质疑，甚至即便站在批判的立场上也把苦难美化成享受的对象，把痛苦的斗争从生产资料变成消费品，逃避了政治责任，因此，也陷入了反革命的深渊。
变革生产工具还意味着推翻束缚知识分子生产的另一种障碍——专业化。例如图画和音乐，在资产阶级的观点里，少数人的专业化有利于提高艺术的质量，这种专业化的权限建立生产过程的秩序，但在本雅明眼中，技术生产力的进步是政治生产力进步的基础，作为生产者的作家必须超越生产过程中的专业化权限，通过与以前对于他们不太重要的生产者取得一致，使文字和照片、词和音乐结合。把艺术赋予文学的说明，变革生产工具，才能使艺术生产技术和文学生产技术共同发展，并使这种生产具有革命的使用价值，还能使艺术家和消费者、技术和内容的对立得到克服。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技术的普及性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文化生产的专业化，使包括普通教师在内的更多人能够参与到文化生产中。
三 “互联网+”时代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两个优秀案例
《那年那兔那些事儿》和“TED演讲”正是在“互联网+”时代运用上述理论中技术的两个层面——“文艺创作技术”和“文艺传播技术”。
《那年那兔那些事儿》是网友“逆光飞行”基于“野风之狼”所写《小白兔的光荣往事》长贴所改编的漫画，从2012年在新浪微博、那年那兔那些事儿贴吧、有妖气、飞扬军事论坛等热门网络社区连载开始，至今已吸引了众多网友。作者用漫画的形式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抗美援朝、越南战争、两弹一星、中苏关系、中美外交等重大军事、外交事件生动地表现出来，所用诙谐的网络语言给枯燥的历史增添了趣味，是一部很有网络特色的爱国主义作品。这是典型的文艺创作技术创新，比起历史教科书，更便于大众接受，也成为多所高校思想政治课堂上播放的教学视频，赢得了学生的广泛欢迎，也在潜移默化中使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根植于學生内心。
“TED演讲”是发源于美国，借助互联网得以迅速传播的品牌。TED本是以技术（Technology）、娱乐（Entertainment）、设计（Design）聚集在一起的俱乐部，其主旨为Ideas worth spreading，在传播的过程中，由于网络视频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社交的思维方式日益盛行，TED已经成为日流量超过10万人次的网络社区，在科技、艺术乃至意识形态上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其中的演讲者李世默从一个风投的角度在TED平台上演讲了《两个制度——中国的崛起与西方元叙事的终结》，对西方民主制提出了质疑，为中国的一党制做了论证，在世界范围内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制度是多元趋势下的一种合理的存在，深入浅出，易于受众接受，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宣传的一个值得借鉴的范例。
上述“互联网+动漫”和“互联网+演讲视频”的案例中，文艺作品都实现了艺术性与政治性的统一，在文化生产力的提高的同时进行了有效的思想政治宣传，可以打破传统思政教育中形式枯燥与艺术性削弱的历史常态，为新时代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
综上所述，关于文艺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本雅明创造性地消除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所构成的无法统一的二元标准问题，用技术将文艺作品的艺术性和政治性联结起来。因此，重视文艺生产技术是今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可忽视的、需要大力发展的一个关键点。
参考文献：
[1]冯宪光.新编马克思主义文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81.
[2]胡经之，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四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52.
[3]胡经之，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四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53.
[4]胡经之，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四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55.（责任编辑：张宏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