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字体演变的基本走向:书写效率的追求与抑制
摘 要: 汉字是记录并书写汉语言的符号,字体是符号的形体,书写速度则是连结汉字与汉语言的纽带。在汉字字体的演变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结构形式由繁趋简、书写效率逐渐提升,即追求效率性的基本走向,同时呈现出为追求准确性而抑制效率性的倾向。
关键词: 汉字 字体演变 书写效率
效率性、准确性是文字书写的两大基本要素。汉字担负着记录、书写汉语言的任务,在书写速度上具有快捷的效率性,在书面表达上具有高度的准确性,这是汉字演变发展围绕的中心。为满足书写的效率性要求,汉字字体在不断地趋向于简化,表现形式是汉字字体不断符号化,内容是字体的结构由繁杂趋于简单;为满足准确性要求,汉字字体的演变对效率性又有所抑制。汉字字体演化到现代汉字这种体式,虽然在书写的效率性方面比以往已有极大的提高,但由于汉字本身在书面表达上所具有的高度准确性,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高节奏、高效率,汉字的书写效率仍然是滞后的。然而,汉字简化一直处于演变的主要矛盾方面而成为主流,一刻也没有停止过高效快捷、便于书写的追求。
一、汉字字体演变中对书写效率的追求
汉字的产生,有“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由是文籍生焉”(《尚书·序》)的传说。其实,仓颉不过是在人民群众的创造、使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作了总结性的统一罢了。以后由大篆到小篆,由篆到隶,由隶到草、到楷、到行书,以及现代汉字的简化,都是这种情况。包括甲骨文、金文、籀文、石鼓文、六国古文等在内的大篆和小篆合称篆书,是古文字的统称。早期的古文字在书写方面师法自然、据物绘形,具有强烈的象形性质,近于图画,相同的一个字有多种写法,而且结体不拘,用笔自由,没有定型,书写起来相当困难。周宣王时的太史籀对古文字进行了整理,石鼓文可为其代表。石鼓文的特点比早期古文字规范、严整,结构较紧凑,字体较完备,接近小篆,是大篆向小篆过渡时期的字体。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针对诸侯割据所形成的“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采纳了李斯提出的“书同文字”的建议,并命李斯等对文字进行整理和改革,对大篆进行了简化,淘汰了大量的区域性的异体字,使全国文字统一起来,于是形成了“小篆”,古文字也因此进入了定型期,奠定了汉字“方块型”的基础。经过技术性的处理,小篆这种字体结构统一稳定,偏旁简单化,笔画固定化,书写线条化,在运笔速度上较大篆迅速多了,所谓“小篆为大篆之捷也”(晋·卫恒)。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来的隶书,源于战国,孕育于秦代,形成于西汉,盛行于东汉。秦时,“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说文解字·叙》)。隶书是因当时军政事务繁忙,为适应快速记录语言、快速书写的需要,一种比篆书简易、书写速度更快的字体,也就是草体,由下级官吏创造并推广使用开来。《四体书势》曰:“隶书者,篆之捷也。”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一书中说:“秦始皇的特出处,是他准许并奖励写草篆,这样就使民间所通行的草篆登上了大雅之堂,而促进了由篆而隶的转变。”秦始皇在文字史上的作用不仅是整理简化了古文字,统一了文字,而且开创了今文字,实现了古今文字的分野。文字研究表明,秦王朝在汉字发展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那就是在短暂的几十年内创制了小篆和隶书两种字体。
隶书取代篆书的过程,是破和立的过程。它通过对汉字字体和结构的同化、异化、讹化、位移、简化、草化等技术手段,对汉字的字体结构作了一次全面的调整,逐步把篆书的圆转变为方折,将篆书的象形图画线条变成了书写笔划,使文字由篆书的长方变为横方,使文字显出了符号性的特征。这种从文字结构、笔划到字体上的变化,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它既奠定了近两千年来一直沿用至今的方块汉字字体的基础,又提高了汉字书写效率,为记录速度在技术革新方面提供了方向。
汉字在新旧字体演变的矛盾冲突中得到了发展,在效率性与准确性的矛盾中不断演进,每一次演变和发展都是一次进步,每一次进步在书写技术革新上也都有直接的体现,而每一次革新都凸显了在使用上“实用”、在书写上“迅速”这一汉字字体演变的“魂”。
二、汉字字体演变中对书写效率的抑制
汉字虽然因记录汉语言而产生,但也受到形与义联系的松懈而更注重视可视性的制约。由于长期为了满足于使用者视觉的需要,也引起了汉字字体的演变。比如因为同语音相联系和易于辨识,而大力发展半形半音的形声字;为便于书写的需求,产生了草书。广义概念的草书包括各个时期、各种形式的草体,如草篆、草隶、稿草、章草、今草、狂草、标准草书等。汉字字体演变发展到草书这种字体,标志着汉字记录性书写在速度上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后汉蔡邕对草书的形成有这样的说法:“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这里的“草书”实际上就是草篆、草隶;唐代张怀璀在《十体书断》中说:“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这里的“草书”实际上就是稿草、章草。宋代张拭在《南轩文集》中说:“自笔札以来,便已有之;但写得不谨,便成草书。”这里的“草书”实际上就是各个阶段、各种形式的草体;明代赵宦光在《金石林绪论》中也说:“草书起于列国,天下有事,急就为之,或起草他简,然后正书,皆不暇致详而作。”这里的“草书”实际上就是草篆、草隶。
对草书产生的时代,说法虽然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草书是由于“救速”、“赴急”、“赴速急就”、“急就为之”而产生的“急就章”。所谓“写得不谨”和“不暇致详”也是因为“急”“速”所致,就是要在单位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写出最多的字数。不难看出,草书是在特定条件下,在实用价值的驱使下,用比隶书书写速度更快捷的一种字体。草书的书写之所以可以迅速完成,效率极高,其技术性因素有三:一是损隶书之规矩,存字形之梗概;二是结构省简,笔划纠连,书写自如;三是笔划简捷,线条活泼,纵任奔逸。
草书是手写体,不是“正书”,因为汉字没有通用的手写体,如活字印刷中没有手写体字模便能说明问题;草书是“急救章”,书写起来可以很快,但却有损汉字的准确性。汉字结构严谨,音、形、义三位一体,具有数以万计的构形的不同的汉字仅由点、横、竖、撇、捺、钩、折、提等基本笔划组成,且不说多一撇少一点不行,就是按部就班去写,也得严细认真,一丝不苟。草书中的“日”字符号便可代表楷书中的“日、田、目、口、隹、西、四”等十几个偏旁部首,形成了偏旁部首假借,甚至异形混写,形成了一形多字、一字多形的书法假借。至于还有些字在草书中字形相似,相差甚微,更是“一点写不准,神仙也难认”。因此,阅读时缺乏规范法度可循,往往只能凭猜想。唐以后更有所谓狂草,书写的随意性更大,“古法变尽新有余”,心手相师,变化万端,写出来的字人们大多已不认识,其欣赏价值远远大于实用价值,致使草书这一汉字字体的社会交际功能受到了严重影响。现代书法家于右任先生曾根据易识、易写、准确、美观的原则,制定了标准草书,但也没有成为通用的手写体,这大概是因为他也没能解决草书的准确和易识的缘故。如果汉字的书写继续朝着“急就为之”的草书乃至狂草方向演变发展,显然已前途渺茫了,回归准确又成为字体演变的主要方面。
正因为如此之故,楷书及其之后出现的行书,才比较谨小慎微。楷书是在隶书和“隶书之捷”的草书的基础上进一步规整并发展起来的。它继承了隶书和章草的优点,纠正了隶书之难写和章草之难识的不足,从中改变了隶书的笔势,并适当吸取草书的简化规律加以简化,使之成为字体方正、横平竖直、笔划清楚、准确易识、便于书写的“楷模”字体。在对草书“草率”的抑制上,行书与楷书的目标是一致的,它既是对草书的“楷模化”,又是对楷书的快写,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便于书写、易于辨认的字体,被称为“楷之捷,草之详”(清·刘熙载,《艺概》)。这么看来,行书在记录性书写速度方面虽优于楷书,但却劣于草书。不难看出,无论是楷书还是行书,比起草书,它们在书写和记录速度上都倒退了。原因很简单:一味地推崇实用价值而求快,有损于使用价值,以损害准确性为代价而追求效率性,不是字体演变的应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