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省市的探索与启示
5月14日至16日，6月19日至21日，肖贵玉副主任率立法调研组先后赴大连、青岛、宁波、杭州、厦门等地，学习考察兄弟省市在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及地方立法方面的经验，不少经验值得上海政府工作和地方立法学习借鉴。
宁波市
自2013年7月起，宁波市以世行贷款城镇生活废弃物收集循环利用示范项目为载体，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和管理工作。
坚持需求导向。强化规划引领，依托世行专家团队制定生活垃圾分类五年实施方案（2013-2017），重构分类设施体系，落实“三厂六站”（中心城区3个垃圾处理厂、6座垃圾分类转运站）等基础设施布局。近期又印发2018-2022年垃圾分类实施方案。强化法规标准支撑，成立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市政府副市长共同负责的“双组长制”立法起草小组，推进《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制定工作，计划明年年初提交市人代会审议；研究制定《分类目录和分类标志》《分类收集运输作业规范》《分类收集设施设置标准》《分类减量评价标准》等地方标准规范；开展生活垃圾收费机制研究，力争2019年底前出台差别化的收费制度，促进源头减量与分类。强化厨余垃圾分类质量评价激励，应用移动互联网技术，通过厨余垃圾专用袋上的二维码数据关联居民家庭、扫码拍照评级的方式，建立居民家庭分类行为和分类质量档案，开展精准指导与激励。
坚持系统治理。推进全域分类，农村垃圾实行简单易行的“二次四分”方式分类（农户只要干湿分类，通过二次分拣实现四分类），城镇垃圾实行“四分四定”分类模式（分类投放定点、分类收集定时、分类运输定车、分类处理定位）。严格全程分类，每户家庭配置分类专用桶、袋，居住小区设置四类垃圾桶。设立有害垃圾收集日制度（每月23日）。建立健全厨余垃圾（餐厨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单独的收运网络。推行全面分类，编制宁波市固体废物利用与处理规划，布局建设3个静脉产业园区，统筹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再生资源、建筑垃圾、危险废物、电子电器废物及报废汽车、大件垃圾和绿化园林垃圾、污泥等固体废物。
坚持干湿分开。以“干湿分开”为重点，构建分类处理设施布局。采取长期布局和过度安排相结合的方式，补齐“湿垃圾”处理设施短板，布局建设厨余垃圾处理厂和餐厨垃圾处理厂迁建项目，大力提升焚烧处理能力，并提升处理设施的建设标准。
坚持公众参与。组建3支队伍充实一线力量，即：每个社区安排1名分类指导员，每500户居民配置1名分类督导员，建立1支以学生志愿者、楼道长、党员为基础的志愿者队伍。探索“社区自治主导、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参与”等三大模式，促进居民源头分类。开发“我要换糖”APP，搭建市级再生资源回收公共服务平台，并准备重构再生资源回收网络（每个小区设可回收物暂存服务点，每1000户居民布局1个回收站，全市设11个专业分拣中心），培育龙头回收企业，实现再生资源线下、线上回收渠道共通。
坚持理念先行。开展全媒体多样化宣传和互动式大众化宣传推广活动；成立市、区两级讲师团，开展全覆盖分众化的分类培训，累计直接培训11万余人；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活动，出版科普丛书，形成“学校社”互动。
坚持机制创新。将推进装修垃圾、大件垃圾、园林绿化垃圾、餐厨垃圾、厨余垃圾“收、运、处一体化”模式；2018年底前将出台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分类责任清单和补贴政策；将制定再生资源回收品种目录，出台低价值可回收物回收利用政策；并将建立生活垃圾总量控制和跨区域处理生态补偿机制。
杭州市
《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已于2015年12月1日起施行。
完善工作机制。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杭州市深化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2018-2020年生活垃圾分类三年行动计划；对2013年成立的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置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单位进行重新调整充实；2014年还成立了杭州市治理固体废弃物领导小组；每年制定和分解落实垃圾分类年度工作任务，强化目标管理。
提升分类设施。加快焚烧厂、餐厨垃圾处理厂等分类处理设施建设；规范分类垃圾桶的颜色和标识；按照垃圾分类标识颜色，将餐厨垃圾、其他垃圾清运车辆统一喷涂为对应的绿色、黄色，实现“绿车对绿桶，黄车对黄桶”，杜绝混装混运。
创新管理模式。探索智能垃圾分类，在部分小区试点设置自动发袋机、智能回收桶、扫码垃圾房等智能分类设施，引入二维码实名制“一户一码”，通过智能管理系统自动统计参与率、准确率等垃圾投放记录，并辅以人工巡检垃圾分类质量，对参与分类的居民给予一定“绿色积分”。推广低价值可回收物回收，引入市场机制，各区公开招标市场化服务企业在辖区范围进行可回收物统收统运。通过“互联网+”上门回收、在小区内设置智能回收箱等方式推进“两网融合”，使低价值物得到充分回收利用。在部分小区开展“定时定点”投放及清运试点，并尝试在繁华商圈、主要道路沿线开通“垃圾不落地”音乐专线，实施定点停靠、音乐告知、定时清运的工作模式。
统筹社会资源。建立专管员制度，组建小区垃圾分类志愿者、楼道长、专管员等“三支队伍”。创新监管模式，建立“双随机”检查机制，通过人员随机、检查对象随机的抽查监管模式，引入社会监督。将垃圾分类情况纳入数字城管采集。试行第三方服务管理，引入专业化垃圾分类服务企业和公益组织。
稳步推进分类工作。扩大分类覆盖范围，今年城区生活垃圾分类覆盖面将达到90%，其中主城区实现全覆盖。开展示范创建，按照市级示范小區、省级高标准示范小区、示范片区三个层次推进创建工作。落实强制分类，率先在机关事业单位开展强制分类工作，并以结对等形式，发挥机关干部的示范带动作用。强化宣传引导，通过举办垃圾分类论坛、开展主题宣传、组建志愿宣讲团等形式普及分类知识，加强社会动员。
厦门市
厦门市2000年被确定为全国首批8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之一，但真正强势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始于2016年，目前，全市生活垃圾分类氛围已初步形成。《厦门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于2017年9月10日起施行。
加快建设配套设施。近年来建成1座餐厨垃圾处理厂、1座厨余垃圾处理厂、3座垃圾焚烧发电厂、1座生活垃圾处理示范厂、2座大件垃圾处理厂、1座工业废物处置中心，能够为当前的垃圾分类提供基础的处理保障。
组建市级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工作领导小组。由两位主要领导任组长，四套班子的副职担任副组长，每两个月召开会议，4位副组长定期带队开展暗访。市、区两级都设立垃圾分类推进办公室，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开展多元的宣传教育。注重依托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三大平台，树立垃圾分类绿色发展理念，将生态文明核心价值观融入课堂、家庭、社区。
落实分类管理责任人制度。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落实物业服务企业的管理责任，同时要求政府相关部门、物业行业协会将垃圾分类作为物业服务企业资质评定的指标。
强化现场指导和监督。全市按照“各街道配备5名、社区居委会配备3名垃圾分类专职管理人员，各小区每300户配备1名专职督导员”标准配备人员。
探索推进“两网融合”。在部分小区试点引进社会第三方设置“环保屋”等资源回收设施（政府给予5000元的一次性补贴），开展再生资源回收和有害垃圾回收。
此外，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也将生活垃圾分类立法列为今年的正式项目，计划提交明年年初的人代会进行审议表决。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初步考虑在2020年前开展相关立法。
大连市和青岛市
大连市和青岛市均是国家列为垃圾强制分类的46个城市之一，两地的垃圾分类工作总体处于起步阶段，且尚未开展专门的地方立法。但两地在试点实践中也有一些值得学习借鉴的做法。
分类标准较为务实。大连市的公共机构和公共场所实行生活垃圾四分类，即分为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易腐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并鼓励有条件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对可回收垃圾等进一步细分，开展纸张、塑料瓶等单独分类回收；居民区则实行三分类，分为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三类。青岛市居民生活垃圾也是实行三分法，分为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准备今后待厨余垃圾末端处理能力具备以后再考虑四分法。
单位和居民有所区别。大连市要求城区的公共机构和公共场所全部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但对居民暂无强制分类要求，以引导为主。青岛市亦相似，今年1月1日实施的《青岛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对单位和公共场所明确规定要实行垃圾分类，对居民只是作引导，但两者均未设定罚则。
积极开展再生资源智能化回收等试点。大连、青岛两地都选择了部分小区鼓励企业投放智能型分类回收箱开展再生资源回收。青岛市的做法是在小区外的公共部位设置智能回收箱（一组回收箱包括有害垃圾、塑料、衣物、纸张等），回收的单价高于市场均价，且居民每次凭“智慧分类卡”交投都是直接结算成现金，直观显示在机器屏幕上，并计入居民的卡内，居民可用该卡在指定超市、商家消费，比较受欢迎。大连市的做法是通过智能回收箱推行“两网融合”（一组回收箱包括智能售袋机、厨余垃圾、其他垃圾、金属、玻璃、塑料、纸张等，小区内另设有非智能型有害垃圾、废旧衣物回收箱），智能售袋机目前免费发放带有二维码的厨余垃圾袋和其他垃圾袋，二位码绑定居民的垃圾分类积分卡，居民刷卡分类投放各类垃圾并积分，积分可以在指定商户兑换实物。
开展生动活泼的宣传。大连市积极运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开展宣传，并将四类垃圾桶卡通形象化，分别取名为“嘟嘟” “琪琪” “楚楚” “可可”（对应有害垃圾、其他垃圾、易腐垃圾和可回收物）。
征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大连、青岛两市均对居民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每户每月6元，与居民日常缴纳的水、电、燃气等费用捆绑收费。
其他有益的尝试。青岛市选择部分单位探索试点小型餐厨垃圾就地处理设备。餐厨垃圾处理后基本无废水、废气和废渣，但电耗稍高。大连市积极构建“市场化环卫体制下的信息化监管系统”，对环卫车全部加装特种车载GPS设备，有效节省监督检查成本；通过网络平台开展可回收物上门回收、装修及大件物品预约投放；计划对垃圾中转站等进行改造，改成类似法国、瑞士等国家的地埋式垃圾收集站。
共性问题
“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广泛参与”的垃圾分类管理格局尚未完全形成，全社会联动机制和责任体系尚未真正建立，基层街道、社区、各有关方面重视程度不一，责任落实还不尽到位，全社会的垃圾分类意识和自觉性仍有待提高。垃圾分类的典型案例不少，但整体成效还不甚理想。
垃圾分类管理的顶层设计还有待完善，尤其是“两网融合”等问题考虑还不到位，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湿垃圾）等分类收运、处理设施建设普遍存在差距。资源回收利用主要是市场自发行为，低价值可回收物缺乏支持政策和托底企业，重构点站场体系难度较大，特别是分拣中心等规划落地较难。引进第三方进小区回收的试点不少，但尚未形成稳定成熟的运作模式。
居民源头分类质量提升较难，混投现象依然普遍。宣传教育较难传递到居民，更难以形成自觉行动。对居民个人设定的处罚难以实施。以总体情况较好的厦门为例，进入厨余垃圾处理厂的湿垃圾中，塑料袋等杂质仍占50%左右，给后续的资源化利用形成明显的制约。
湿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技术路线尚不明朗，厌氧产沼发电和好氧发酵堆肥两种技术路线都存在瓶颈障碍。产沼发电减量有限，产生的沼渣、沼液处理成本高；堆肥产生的有机肥产品出路问题较大。
物业作为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普遍缺乏积极性。居住区垃圾分类的推动力量主要还是来自街道、居委会。垃圾分类主要还是依靠人海战术，技术上的突破也比较有限。
源头减量普遍缺乏有力、有效的抓手，末端处置能力不足，设施建设存在“邻避效应”，执法监管落实难等。
启示与建议
要进一步强化垃圾管理和分类工作的顶层设计，准确把握“三化”的关系和目标举措，加快完善全程分类体系，在设施设备等硬件建设上要加大投入、加快进度。
要进一步深化研究分類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促使各部门、各单位真正把垃圾分类管理工作落到行动上。
要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探索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找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和监管的新途径、新方法。
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和社会第三方的作用，探索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协同的推进模式。
要进一步系统地研究设计宣传和教育工作方案，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同时要善于创新形式，善用巧劲。
要善于总结分析，将点上好的经验做法及时提升为面上的体制机制建议，进一步放大试点的辐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