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性新闻报道的正负效应

中国媒体市场化的趋势大约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一些媒体，包括部分主流媒体、都市类媒体纷纷效仿西方发达国家媒体的做法，改变中国媒体替官方进行宣传报道的传统定位，这一改变的重要标志就是调查报道类新闻栏目的争相设置，媒体舆论监督职能较充分地发挥出了作用。如央视的《新闻调查》、《焦点访谈》和《南方周末》等报刊杂志相关栏目的设置与刊播，带动全国各类媒体争相效仿，各有创新。可以说，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间，调查报道类新闻充分发挥出了其自身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社会课题和深受百姓关注的热点、难点民生问题等方面，有时能够引起官方的注意，甚至进行调查或调整相关政策。

从所播出和刊发的调查报道类新闻来看，其重点在于揭露性或者批评性报道。近年来，由于揭露性报道的增多，媒体出现了揭露性报道泛化的现象。由于一些媒体过度热衷于寻求另类性、创“鲜”性、耸人听闻性的新闻题材，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使媒体市场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

一、揭露性报道的正面效应

近年来，各类媒体上的揭露性报道越来越多。激起了被愚弄的大众的愤怒之火，纷纷用火药味十足的言语在媒体上进行着口诛笔伐式的征讨，以图用正义的呐喊声重新唤醒社会的诚信、政府职能部门的警醒、不法之徒的良知。事实证明，在社会责任的履行上，在媒体市场化进程中，揭露性报道也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从媒体受众的心理学来讲，负面报道要比正面报道更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作为负面报道的揭露性报道，不同于一般的正面报道，它拥有偏离于正常思维的猎奇性，在“新闻堆”中比较另类、醒目、新鲜，在满足读者好奇心的同时还能抢先一步抓住读者的眼球，这有利于确立媒体的知名度，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媒体市场中取得优势。

其次，揭露性报道还能为媒体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一方面，揭露性报道为媒体抓住了受众的眼球，也就为媒体赢得了广告主的青睐，为解决媒体在“夹缝中求生存”另辟了蹊径；另一方面，传媒作为产业的经济本质是“影响力经济”，揭露性报道做得成功能快速打造出媒体的影响力，使得媒体拥有作为产业发展的原始资本。通过合理经营，能为媒体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

二、揭露性报道的负面效应

揭露性报道多是“揭短”，因此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阻力要比正常的新闻采访多得多，“吃闭门羹”那是家常便饭，这就要求媒体能够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背景支持。另外，媒体需要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才能保证揭露性报道的题材源源不断，不至于是子虚乌有的假新闻报道，不至于使得新闻资源“短路”。以《财经》杂志的成功为例，它是依仗揭露性报道而迅速走红的，但是它的成功是无法复制的：它的投资方——“联办”的半官方背景，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台保障和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参考消息，这是其它媒体无法逾越的。

做揭露性报道需要付出高成本。一是做揭露性报道需要做大量的采访、调查、取证，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缺少雄厚的资金支持，揭露性报道要么做不完善，要么做不彻底，常有报道“短路”情况的发生。当涉及到公共机构、企业、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大多数都是“隐藏”着的，就需要先“挖掘”出来再加以报道，比起一般性报道揭露性报道多了一个“挖掘”的过程，“挖掘”需要采访、调查、取证，这就需要付出比一般性报道更多的成本。二是由于很多时候这样的“隐藏”是人为造成的，因此在“挖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就会增加许多人为的阻力，进而又增加了揭露性报道的成本。三是随着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快速化，多渠道化，以及各种法律、制度逐渐健全、完善，各种违规性操作以及灯下黑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少，因此，搜寻、挖掘、获取真相的成本将会越来越大。

（作者单位：朝阳县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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