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变迁研究
摘 要：施甸布朗族的打歌习俗是本民族中最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之一，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独特的社会功能，体现出布朗族人民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审美取向，是祭祀活动、节庆和婚嫁中必不可少的活动内容和重要仪式，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影响的加深以及外界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传入，对施甸布朗族“打歌”习俗的变迁有着深刻影响。
关键词：施甸布朗族文化变迁打歌
一、施甸县布朗族概况
布朗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施甸居住着的布朗族是我国西南历史悠久的一个古老土著民族，自称“乌”，他称“本人”。布朗族在历史上的称谓经历了：汉晋▪濮→唐宋▪扑子蛮→元▪蒲满→明清▪蒲人→现▪布朗族。新中国成立后，施甸的布朗族属曾经历了多次更改，1982年以前曾被定为“本族”，1982年被认定为“佤族”，1987年经识别，并征求施甸布朗族群众的意愿，正式改称为“布朗族”。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布朗语支，无文字，至今仍保留着独特的民族语言、服饰和风俗习惯。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施甸现有布朗族共8749人，主要集中居住在摆榔、木老元两个民族乡的村寨，以大中村与哈寨村比较集中，少部分布朗族散居在姚关、旧城、酒房等乡镇，与彝、汉民族形成规模大小不一的交错杂居的居住格局。
二、打歌习俗的概况及起源
“打歌”在当地又叫做踏歌、打跳、跳歌等，是施甸布朗族节庆、婚礼中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打歌的乐器主要有芦笙、三弦、竹笛三种，在祭祀活动中的器乐主要有铓、锣和唢呐等。调子有：《大翻身》、《小翻身》、《七步歌》、《串花歌》、《三臺歌》、《合背歌》、《阉鸡摆尾》、《天亮歌》等等，大多取材来自于布朗族人的生产生活。
施甸布朗族“打歌”习俗的起源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其起源主要来自民间传说，最被当地布朗族群众认可的有以下几种说法。
传说1 “打歌”活动相传源于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在云南一带七擒孟获，围火舞刀以示军威，从而以少胜多，后人为了纪念诸葛亮的卓越战功。诸葛亮去世后，他的部下吃了败仗，便往云南西部逃窜，随着时间的流逝，诸葛亮的这些部众在云南定居了下来，后人为了纪念诸葛亮，每逢节日便举行打歌活动，于是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打歌”活动。
传说2 翻身歌：阿家土司为一个和尚所巫诬精通魔法，被官府追捕，阿姓家族到处逃亡。老人说：“我们阿家的日子过不成了，除非去打歌，日子才会好过。”于是，阿姓布朗族暗地里打起歌来，后来，所有的布朗族都喜爱上了“打歌”，便代代传承。
传说3 源自辟邪习俗：相传在古时候，周公在桃花女的婚礼上设下连环计想要加害桃花女，可桃花女早就识破了周公的诡计，到了晚上她便把村民组织起围着篝火、吹奏着乐器通宵打歌，于是破了周公的计谋。从此，在婚礼上打歌便成了布朗族人辟邪的习俗，便一直流传下来。
三、打歌的活动类型
“打歌”是施甸布朗族较为隆重的、欢庆的晚间传统习俗活动，每逢节庆、祭祀以及婚庆活动中，“打歌”是必不可少的活动内容，也是重要的祭祀仪式。打歌中除了由“打歌头”带领大家打歌之外，还得献祭天地，祈求平安吉祥。
（一）婚嫁打歌
结婚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人生仪式之一，因此，布朗族人把婚礼看得非常重要，要将婚礼办得热热闹闹的。婚宴一般持续三天，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会来祝贺，主人家都会热情的招待客人，来参加的人越多，主人家越高兴。
在婚礼当天晚上通宵打歌是施甸布朗族人特有的婚俗，女方一般是在婚礼的头一天晚上，而男方是在举行婚礼的当天晚上打歌。在婚礼上，整个村寨的男女老少都会来，打歌一般是在新郎、新娘举行重要仪式结束之后开始。
仪式完毕后，“月老”带着新郎一边向在场的所有客人挨个作揖，请求他们帮忙熬夜打歌，一边商量着选一个会唱山歌调的村民当“打歌头”。同时，来相帮的人会在院场中央整齐地摆上一排桌子。先是男人们弹着三弦子、吹着芦笙和笛子上场，之后，妇女和孩子们也陆陆续续参与进来。大家伴着乐器的节奏围着桌子打起歌来，人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热闹起来。打完几圈之后，主人家会把准备好的猪头三牲交给选定的“打歌头”，让其扛着猪头三牲。“打歌头”接过猪头三牲，走在打歌队伍的最前面，大家紧紧跟其后。打歌头口中唱道：“猪头三牲安在托盘上，主人手拿三炷青香插在猪眼中；猪头三牲安在托盘上，爱玩爱跳的阿哥阿妹打歌打到大天亮......”等唱完开场调后，打歌头就开始献祭天地，完成祭祀程序后，就找接替的人，口中唱道“抬起托盘转三转，要上一个接手人”。这时谁愿意接替谁就唱：“我是金打茶壶银接嘴，轻轻巧巧接过全三牲。”然后接过托盘放在桌子上，人们围着猪头三牲继续打歌。到半夜的时候，新郎新娘会出来用香烟、糖水、甜酒招呼亲朋好友，然后打上几圈。天快亮的时候，主人家会用准备好的“打歌饭”招待大家，然后天也就亮了，大家才意犹未尽地各自散去。
（二）祭祀打歌
施甸布朗族人信奉万物有灵的“多神崇拜”原始宗教。由于布朗族长期落后的生产方式以及在大自然各种灾害面前的无能为力，祖祖辈辈靠天吃饭的布朗人不得不把一年的生计都寄托于神灵的庇佑，便有了一年中以祈求人畜兴旺、风调雨顺、五谷丰收的各种祭祀活动，如：农历正月初二祭龙、二月初二祭山神、二月初七庙会等，而“打歌”是祭祀活动中重要的仪式，在布朗语里，农历二月有“打歌的日子”之意。每逢祭祀，布朗族村民们都身着盛装，吹着芦笙、弹着三弦从四面八方赶来聚到一起祭祀、祈祷、打歌。
在施甸布朗族众多的祭祀活动中，其中祭塞山、祭祖和赶庙会最为隆重。据老人讲：“以前祭祀活动中的“打歌”仪式只能由老人进行，是神圣的，凡40岁以下的年轻人一律不得参与。老人们头上缠着黑色的头巾，穿着黑色的长衫，由寨子中年龄最长的领头，带领大家敲着大鋩、鼓和镲等器乐围成一圈，老妇人们手里甩着丝巾，伴着鼓声、铓锣声紧紧地跟在男人们的身后，打了数圈后，祭祀才算完成。祭祀完毕，打歌活动会移至宽敞一点的地方或是承头人家中进行，。随着打歌场地的转移，打歌也由祭祀仪式转为娱乐活动了。这时，男女老幼都可以自由地打歌了，打歌的器乐也随之换成竹笛、芦笙、三弦，不再是鋩和鼓了”。
（三）节庆打歌
在布朗族寨子，节庆是美食的盛宴，也是歌舞的海洋。春节和火把节是布朗人最为隆重的节日。每年大年初一至十五，人们在家中献祭完祖先便一起聚到寨子中央的场地上昼夜不分的通宵打歌，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渐渐散去。
依照传统，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三下午宰牛宰羊，备好献祭祖先的佳肴，二十四午后开始祭祖。祭祖是火把节里最重要、最隆重的仪式，必须由老人举行，寨子里所有人都会来参加，祭祖仪式完毕后“打歌”便开始了。近几年，由于政府对布朗族文化的进一步重視，于是火把节一般由乡政府或村委会组织，除了祭祖仪式，还增加了一些娱乐活动，如对歌、舞蹈、斗牛等。
四、打歌活动的现状
布朗族的“打歌”是群众性活动，是布朗族人十分喜爱的艺术活动。一家三代人同时出现在打歌场上是最为平常不过的事——爷爷跟爸爸弹着三弦、吹着芦笙在打歌队伍的最前面，奶奶背着小孙子牵着媳妇紧随身后。打歌场中也少不了附近村寨的青年男女，人们尽情的打歌，一派毫不热闹的场景。可是近几年，无论在节日里还是婚礼上，打歌活动的参与者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年轻人渐渐地从打歌场中消失了，人们在打歌活动中再也找不回以前那种一起打跳一起欢唱的热情和欢乐。
随着社会的进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达，男女青年相互认识的途径和场景多种多样，相互交流沟通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可以足不出门，躺在床上或是坐在办公桌前就可以跟心中的恋人聊天、联络感情。所以，今天的打歌活动不再是为男女青年提供相识机会的平台，而是以愉悦或表演为目的的。
在过去，布朗族的打歌活动主要是在节庆、祭祀活动和婚嫁的晚间进行，“打歌”是为了庆祝、祈祷和辟邪，平日里不打歌。而现在，以表演、娱乐为目的“打歌”已经开始从婚嫁和节庆中转移到丧葬活动中了。在葬礼上“打歌”甚至成了展示自我的舞台，使得丧葬仪式变得过分的娱乐化。为了发展旅游，吸引游客到布朗族村寨游玩，在哈寨、大中等几个布朗族村寨都建了打歌场供游客和村民打歌娱乐，现在“打歌”活动可以说已经贯穿着整个布朗族村寨的生活当中了。
施甸县文化部门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并喜爱布朗族文化，以及达到打造和宣传布朗族文化的目的，自2004年以来，以打歌调为基础编创的《踏歌》、《打打草鞋，跳跳舞》，既适合广场里大规模的自娱自乐，又适合舞台演出。这些舞蹈整合了一些现代的舞蹈元素，受到了专家与群众的欢迎，并迅速地在布朗族村寨广泛地流行开来。县文化馆举办的大型歌舞《金布朗》自公演以来受到广泛好评，对打造及宣传布朗族文化有着重大意义。
而自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普查工作完成后，“蛮筒鼓舞”、“打歌”与施甸布朗族其他特色的文化项目一起，于2005年6月被列入县级与市级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名录。这极大地增加了布朗族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只有对本民族文化产生了认同感与自豪感，才会迫切的渴望在大众面前展示本民族的文化。
五、打歌活动变迁的动因分析
任何引起民族社会文化发生变迁或转型的动因不外乎两个，一是内部的，是由于该民族社会的自身发展，即进化、发明、发现而引起的文化变迁；二是外部的，是在与不同的民族接触中，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传播影响，出现借用或创新而导致的文化变迁。
（一）内部动因分析
布朗族是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全国人口11.9万，而且与其他民族杂居在一起，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其文化很容易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布朗族在这一地区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都比较落后，长期以来，一切生活物质资料都必须依赖于其他民族，因此，布朗族群众为了生活需要就得必须加强与其他民族的交往，这是施甸布朗族容易被汉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主要原因是，文化传承主体出现断层。当地布朗族有句谚语：“一年芦笙两年箫，三年弦子慢悠悠”。可见，要熟练地掌握布朗族打歌的乐器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布朗族人为了尽快实现现代化、实现小康生活的愿望，从小在学校接受教育或是远离家乡到外地打工，从而远离了布朗族打歌文化氛围的熏陶。尤其是近10年，为了加快本县人民的经济收入，县劳动就业局等相关部门大力组织劳务输出，兴起了年轻人到东部沿海地区务工的热潮，这也是导致打歌活动中年轻人减少的原因。
最根本的原因是，布朗族人对本民族文化的不自信。主体的文化活动往往会受文化认同的支配。由于施甸布朗族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不了解，他们在寻找自己传统文化时会有很多的误解。他们凭借着想象力创造出一些东西或者从其他民族那里引用一些东西到本民族的文化里，他们认为这就是传统的，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重塑或是文化再造。有的布朗族群众甚至觉得本民族的风俗习惯是落后的、是野蛮的，因此不敢正视本民族的文化，一味地觉得自己很落后，要接受文明的洗礼。因此，容易导致他们对本民族文化产生自卑感，对本民族文化不自信。
（二）外部动因分析
“涵化”是导致文化变迁的重要途径之一。施甸各民族呈 “大杂居，小聚居”的空间分布格局为民族间的相互交往提供了地理空间。在摆榔和木老元两个民族乡，布朗族主要与汉、彝等民族混居在一起，且周围的乡镇多是汉族聚居为主。长期以来，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中的频繁交往会彼此相互影响，布朗族与汉族、彝族等民族“通婚”的现象也变得越来越频繁。与汉族这样的强势民族相比，布朗族则属于文化弱势民族，也就意味着汉族对布朗族的影响强度，导致了布朗族传统文化呈汉化趋势。
汉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汉文化无不深刻影响着各少数民族。汉族文化在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碰撞、摩擦中产生的文化间的融合、甚至同化现象。当然，汉文化作为主流文化，文化冲击的主导地位依然显著，布朗族传统文化与汉文化或者现代文化的融合逐渐弱化。
西方播化学派认为：各民族的文化并不是自己发明的，而主要是从其他文明中心向外传播着的文化现象中借用来的。这也是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点。
施甸布朗族现在的“打歌调”并不是他们自己传统的打歌调，很多东西都是从其他民族中借用过来的。从地理位置上看，施甸处于楚雄彝族左脚舞文化圈和镇康彝族阿数瑟文化圈的交汇中心，深受着两个彝族文化的影响，随着影像、网络等媒介的传播，两个彝族文化对布朗族文化的影响越来越深。在布朗人的打歌活动中，常常都是以布朗打歌调开场，之后便是楚雄彝族左脚调和镇康阿数瑟打歌调来回换着打，或是把三者融合了在一起。
結语
施甸布朗族的“打歌”习俗是重要的民族文化资源和人类共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出发，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不断强化本民族原有的文化特色，同时积极学习和吸纳外来文化精髓，施甸布朗族才能在全球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不断变迁的进程中得以延续。
参考文献
[1]郗春媛：《社会变迁与文化传承——云南散杂居地区布朗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173页。
[2]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五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三），民族出版社，2009，第86页。
[3]瞿明安：《现代民族学》（下卷）第二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第837页。
[4]蔡红燕《故园一脉：施甸布朗村寨“和”文化考察》，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205页。
[5]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中央名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第19页。
[6]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第194页。
[7]赵瑛：《布朗族文化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第155页。
[8]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第112页。[8]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第121页。
[1]（美）斯图尔德：《文化变迁的理论》，张恭启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第24页。
[2]（美）克莱德▪M.伍兹：《文化变迁》，何瑞福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第6页。
[1]杨文杰：《云南布朗族打歌活动研究，《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5月第35卷第3期.
[2]阿文兴：《云南布朗族民间音乐文化保护传承策略研究——以施甸布朗族器乐文化为例》，《黄河之声》2013年第4期。
[3]蔡红燕：《施甸布朗族多神崇拜中的家园文化》，《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 1 月第 41 卷第1期。
[4]蔡红燕：《舞者日历——施甸布朗族的“傩舞”与“踏歌”》，《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10月第24卷第5期。
注释：
①蔡红燕《故园一脉：施甸布朗村寨“和”文化考察》民族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4页。
②蔡红燕《故园一脉：施甸布朗村寨“和”文化考察》民族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4-5页。
阿文兴：《云南布朗族民间音乐文化保护传承策略研究》——以施甸布朗族器乐文化为例，黄河之声，2013年第4期。
杨文杰《云南布朗族打歌活动研究》曲靖师范学院学报，第35卷第3期，2016年5月。
蔡红燕《故园一脉：施甸布朗村寨“和”文化考察》民族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323页。
李学有口述，赵先燕记述、整理。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五《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三）民族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第86页。
阿凤光口述，赵先燕记述、整理。
①蔡红燕《故园一脉：施甸布朗村寨“和”文化考察》民族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326页。
②同上。
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396页。
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中央名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19页。
郗春媛《社会变迁与文化传承——云南散杂居地区布朗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第173页。
同上。
蔡红燕《族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变迁及地理其驱动力分析——基于施甸两个典型布朗族村落的调查与思考》保山学院学报，2011年01期。
蔡红燕《族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变迁及地理其驱动力分析——基于施甸两个典型布朗族村落的调查与思考》保山学院学报，2011年01期。
（作者单位：1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2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
下一篇：独特的年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