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解的向度与传统

摘要：科学理解的逻辑性一直被认为是达到真理性认识的重要尺度，然而，在哲学解释学的视野中，历史性的向度不可避免也是达到真理性认识的一种迂回——历史性是我们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以一种传统的历史情境为基础来审视理解的过程，我们发现，传统在理解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一，传统与理性、传统与自由并不存在绝对对立；其二，只有在传统中，我们才能克服时间间距所造成的“理解的异化”，达到视域融合，进而走向效果历史的真理。

关键词：历史性；逻辑性；传统

中图分类号：N03文献标识码：A

关于科学理解的向度，主要有两种：逻辑性向度和历史性向度。对于逻辑性向度而言，逻辑对一切问题的判断表达了追求绝对真理性知识的愿望，向我们提供了追求客观性理想的有效评价手段。然而，依靠逻辑的尺度来设定科学知识的目标与向度，无疑是将科学理论视为一个稳定的结构，静态地看待科学理论在历史中的发展；如果我们要历时地展开这个稳定结构的动态过程，那么，就必须进入理解的历史性向度之中。所以，逻辑的认识论价值只能是在逻辑框架范围内才能获得一种精确的规定。科学解释学强调历史性向度这一基本事实，将科学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圣物带到活生生的人的历史性进步和创造之中。对于两种向度的判定，正是在“传统”的观照下完成的。

一、理解的向度

（一）历史性向度

一般解释学的创始人施莱尔马赫意识到，对文本的理解并不是一味地复写和模仿，而是要将所理解的文本置于它赖以形成的那个历史语境中，在心理上再现作者创作文本时的心境或语境，重建文本和它赖以形成的历史情景之间的联系，以此进入作者，“设身处地”地站在作者的立场上考察对象。这种方法被施莱尔马赫称为“移情方法”。基于此，一般解释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创造性的主观重构客观过程。也就是，复原历史文献、作品本身所表征的原初生活世界，重构作者的心理状态，就如同作者或历史的当事人一样来理解他们，这才算诠释了作者的文本。这样，解释学从理解单个具体文本转到理解本身，由特殊转向一般，成为一种普遍有效的工具与方法，为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应用打开方便之门。

由于理解者的主观性参与了理解过程，那么，无疑会使对真理性知识的理解转变成为对作者意图的理解，因而不可避免地处于相对主义的阴影下。施莱尔马赫一般解释学的这种局限性受到了实证主义者的猛烈抨击。穆勒认为，一切学科必须像自然科学那样，应用归纳法进行逻辑推理，才能得到必然真理；否则，主观性的介入必定会使之陷入相对主义的窠臼。

为抵御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的侵袭，狄尔泰以“自然需要解释，精神需要理解”提出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绝对划界，力图使解释学直接面对精神科学，而把自然科学排除在解释学范围之外。他认为，实证主义以自然界为对象，以追求真理性知识为目的，按照普遍规律来说明自然现象，其科学活动主要依靠观察与实验，用数学构造的方法作为一切认识理论的基本模式，保证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因此，自然科学必须通过“解释”达到致知的目的，而无需“理解”的帮助；与此相对，精神科学以一切人类生命的精神产物为对象，人类生命的一切精神产品，作为社会和历史现实性的外化，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是社会和历史现实性的载体，都可能是精神科学的研究对象，因而无需“解释”的度量。于是，精神科学的性质与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完全划分开来。

不仅如此，狄尔泰还进一步从方法论假设上区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在他看来，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和以穆勒为代表的经验主义通过纯粹逻辑分析法获得关于对象的认识，这是一种不充分的论证方式，是一种“截短、毁伤历史现实以致屈就于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¹，而且依靠这种方法认识的客体并不能反映事物的实在性；但如果将研究对象置于社会历史语境中：如是否受到某种社会制度的影响，是否受到某种文化传统的熏陶，以及有哪些历史背景的作用，等等，进行历史观察，便能注意到历史真实性的内在感受，从而达到精神科学研究的实在性和精确性。狄尔泰这种历史主义方法，一方面使解释学抵制了科学主义的侵袭，使解释学摆脱相对主义的指责；但另一方面，也割裂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必要联系，使两者处于绝对对立的地位：他斩断了自然科学与解释学之间联系的纽带——“理解”，他把理解看作单纯是精神科学的普遍方法，而不是自然科学的有效方法，是具有消极意义的。

（二）逻辑性向度

实际上，自然科学非常注重逻辑性向度的应用，而容易忽视理解的历史性向度。在理想的意义上而言，逻辑为理解的真理性提供了思维规范。

第一，科学知识的书写表达要求尽量采取推理的、系统的论述方式。逻辑性的思考要求必须符合正确的推理准则或原则：首先，对假说的考虑应该关注相关论据的取舍；其次，结论也必须得到确凿理由的支持；再次，从原因到结论的推理应该存在某种逻辑关系；然后，在假说接受与否的理由之间，或者理论修改与否的理由之间都应存在某种逻辑关系，这种种关系都是逻辑性思维的主要内容。尽管有些论据有力地支持了某些结论，有些也不尽然，但毕竟逻辑为一切命题提供了公正的判断：要么必须有一些逻辑规则来支持这些命题，要么必须有一些逻辑规则来否证这些命题，而且，这些命题反过来又能接受批判的考查。总而言之，科学知识系统作为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最一般的把握和表达，必须诉诸一定的逻辑形态。正如石里克指出的：“任何认识都是一种表达，一种陈述。就是说，这种陈述表达着其中所认识到的实况，而这是可以用随便哪种方式，通过随便哪种语言、应用随便哪种任意制定的记号系统来实现的。所有这些可能的陈述方式，如果它们实际上表达了同样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就必须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它们的逻辑形式。”²

第二，根据逻辑规则能够作出较为准确的科学预见。在科学领域中，作出预见是科学家们研究活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如开普勒对第谷·布拉赫的周密观察所作的概括；牛顿通过归纳概括开普勒的行星运动而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安培通过归纳概括自己对电流的观察而发现了电动力学定律。近代化学也被一些归纳主义者认为实际始于拉瓦锡的实验和对这些实验的真实说明与预言。再如，著名的元素周期律的发现，“门捷列夫在发现元素周期律之后，还大胆预言当时尚未发现的新元素。特别扣人心弦的是，他不但预言元素周期表中的那些空位上一定还有尚未发现的几种新元素，而且还预言了这些尚未发现的元素的原子量及其性质”³。逻辑规则为预见的准确性提供了可靠的辩护手段。

不可否认，尽管今天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仍然有许多不可能顺应演绎逻辑结构的方式来表述，但是，运用逻辑的方法论意义就在于提供科学应有程序的一般规范。那些合乎逻辑的、以严格方式表述的科学理论，显然具有实用的优势——逻辑使知识更加系统化，并能够以简约的形式理解许多特定的定律或事实，更容易达成理解的共识。例如，力学就是利用数学表达式组织而成的逻辑系统，其中包含一些基本原理，从这些基本原理中就能够合乎逻辑地、严格地将运动定律演绎出来。再如，牛顿经典物理学在建立之后两百多年时间里，只是不断在细节和适用范围方面更加丰富，而逻辑结构始终保持稳定。库恩关于常规科学的理论，以及拉卡托斯关于科学研究纲领“硬核与保护带”的论述，都表明：逻辑揭示了科学理论结构的某种“守恒性”和“封闭性”。爱因斯坦生动描述了这种情形：“……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家把系统的实验同数学方法结合起来……结果使得自然科学中不再有意见的根本分歧的余地。从那个时候起，每一代都增加了知识和理解的遗产，而丝毫没有碰到过危急整个结构的危险。”⁴正如罗素所说，新逻辑（即数理逻辑）“给哲学带来的进步，正像伽利略给物理学带来的进步一样，它终于使我们看到，哪些问题有可能解决，哪些问题必须抛弃，因为这些问题是人类之能力所不能解决的。而对于看来有可能解决的问题，新逻辑提供了一种方法，它使我们得到的不仅是体现个人特殊见解的结果，而且是一定会赢得一切能够提出自己看法的人们赞同的结果”⁵。此外，关于逻辑保证思维的客观性问题，维特根斯坦作了深刻的理论说明。他表明，世界或实在是事实的总和，具有逻辑结构。思想是关于世界的逻辑图像，世界图像的真理性就在于它的逻辑，归根结底，在于符合世界的逻辑结构。卡尔纳普也认为，哲学只是从逻辑的观点讨论科学；哲学是科学的逻辑，即对科学概念、命题、证明、理论的逻辑分析。所以，科学作为理性的产物具体化为逻辑的东西。

自然科学为现实世界寻找一种解释的逻辑工具是必要的。因为有效而可靠的论证规则能够指引我们的思想沿着某些合意的路线达到探索真理的目的。“事实上，它在人类心灵之外起步，筛选观察事实，依概念归类，尽可能用数学表达，通过实验检验，其成功以预言新的事实和提出新概念为标准”⁶。这个定义从逻辑上精确地向我们提供了客观性理想的一种普遍模式。逻辑的巨大作用就体现在致力于对推断的公正判断。逻辑对一切问题的判断表达了追求绝对真理性知识的愿望，并且在人类理性思维的有限领域内提供了有效的评价手段。

二、理解的传统

既然两种向度分别为精神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提供了普遍有效的手段，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那么，我们将采取怎样的态度对待现实地存在于理解过程中的两种尺度呢？

（一）“传统”对两种向度的判定

对于理解的逻辑性向度而言，这种依靠逻辑来设定科学知识的目标与向度，无疑是将科学理论视为一个稳定的结构，静态地看待科学理论在历史中的发展。逻辑性思维蕴涵一种超越历史的企图，即认为科学知识的逻辑结构不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倾向于把科学探索的内容限制在研究各种命题的逻辑特征之中，而且，这些逻辑特征是超越历史的、永远中立的，它将“历史性”在理解中抹掉了，历史的经验成分被看成是偶然的、模糊的而被剔除干净，最后只剩下一堆由结构、规则和定律组成的集合，从而达到一劳永逸地追求确定性知识的理想。然而，在科学认识的道路上，科学家决不会声称他在任何特定时刻都能完满地胜任每一个解释任务的概念和理论。

近些年来，有些学者指出，科学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正是力图克服这些缺陷。库恩在《必要的张力》（1977年）中这样写道：“我发现，科学一经接触历史材料似乎就成了一种特殊的事业，既不同于科学教学中所暗示的，也不同于对科学方法的标准哲学中所说明的。我不胜惊讶地发觉，历史对于科学哲学家，也许还有认识论家的关系超出了只给现成观点提供事例的传统作用。就是说，它对于提出问题、启发洞察力可能特别重要。”⁷相应于此，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1979年）中也对存在的时间性和历史性予以肯定。他说：“如果说在根本上此在的存在就是历史的，那么任何实际的科学显然都总是处于这种历史活动的掌握之中。”⁸他认为，根本就不存在超越历史、放诸一切时代而皆准的规则。任何存在都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存在，不存在超越历史环境的存在；同理，任何理解也都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理解，不可能有超越历史环境的理解，那种试图为科学行为定下永恒不变的、不可违反的规则或规范，追求纯粹客观的理解就像一个人拔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可能。随后，加达默尔继承这一路线，也指出“理解在任何时刻都受到存在的历史性的制约”⁹，而且，没有任何方法能够超越理解者自己的历史性和这种由之所表现出来的传统。

的确，笛卡儿曾让西方认识论站在一个不容置疑的固定点上，即主体的我上，但是，笛卡儿忘记了“我”是处于传统之中的，“我”是人类历史存在的一部分。实际上，理性的运作内含于而无法超越于历史的流动。自然科学分析自然的因果关系，寻找现象与现象之间的逻辑联系，得出两者或多者之间某些规律性的结论；在这种规范的理解发生过程中，其间还有察觉不到的进一步的中介，而且这个中介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存在者所处的历史传统。可以说，科学所表达的知识范畴和理性内容，必然和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某种文化状态密切相关。翻开人类科学的发展史，17世纪光学中的机械论研究传统就包括胡克、霍布斯、惠更斯、笛卡儿等人的光学理论，即由这些人提出的特殊光学理论组成了一个光学的机械论研究传统。17至18世纪的燃素论研究传统也包括了十几种特殊的燃烧理论表述，如舍勒用“火焰空气”来解释燃烧现象，普利斯特列用放出“脱燃素空气”作解释等等，这些都是燃素说的不同说法和翻版。任何一种科学理论，甚至是不同的科学理论，都必然处于一种研究传统之中，这也正是库恩的常规科学概念。研究传统往往是一种稳定的实体。“各种承诺——概念的、理论的、工具的和方法论的——所形成的牢固网络的存在，是把常规科学与解谜联系起来的隐喻的主要源泉。因为这个承诺构成的网络提供了各类规则，它们告诉成熟科学的专业实践者世界是什么样的，他的科学又是什么样的，如此他就能满怀信心地集中钻研由这些规则和现有知识已为他界定好了的深奥问题”¹⁰。历史传统由多种文化因素耦合而成，这就使得科学的形象发生极大的变化。科学不仅是理性力量的伟大典范，而且还包含有社会历史、心理状态以及人对外部自然的选择和自由意志。历史性向度带给科学的，就是使科学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圣物回复到活生生的人的历史性进步和创造之中。

（二）关于“传统”的解释学内涵

加达默尔认为，传统与理性、传统与自由并不存在绝对对立。一方面，传统与理性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历史上的唯理论者主张以理性消除历史或传统的干扰，认为人的理性可以从历史和传统中独立出来，即人的理解可以从一个绝对的无偏见的状态开始。加达默尔指出这种观点的错误所在：“理性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作为实际历史性的东西而存在，即根本地说，理性不是它自己的主人，而总是经常地依赖于它所活动的被给予的环境。”人对自身所在历史与传统的正视，本身就是人类理性的一部分。人从历史中获得自己实践的现实条件（物质条件与精神条件）与本质力量。所以，传统的本质是保存。保存也是一种理性的行为。理解不仅是一种动态的研究，也是传统的传递。依据这种情形，加达默尔强调指出：“理解甚至根本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主体性的行为，而要被认为是一种置身于传统过程中的行动（Eiücken），在这过程中过去和现在经常地得以中介。这就是必须在解释学理论里加以发挥的东西，因为解释学理论过多地被某个程序、某种方法的观念所支配。”另一方面，传统也是自由的创造。“它一直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一种范例和借鉴，一种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在这种自我认识里，我们以后的历史判断几乎不被看作为认识，而被认为是对传统的最单纯的吸收或融化”。这也许就是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义。因此，人们只有深深扎根于历史性中才能理解传统、理解历史。

但是，在传统与历史中，我们如何克服时间间距所造成的“理解的异化”？对此，加达默尔在他的哲学解释学理论中详细阐明了如何对待时间间距，以达到视域融合，进而走向效果历史的真理。时间从过去，经过现在，流向未来；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时间性距离，拉开了理解中的“两极距离”——它造成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陌生性，同时又形成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熟悉性——熟悉性和陌生性的两极对立。历史主义者认为，为了保证理解的历史客观性，我们必须消除时间间距：就是要使陌生的、遥远的、时空中分离的东西变成熟悉的、现时刻的、跨越时空的东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置于时代精神之中，应以当时的时代观念来设身处地地进行思考，以此弥补由于历时久远而产生解读历史流传物（或经典文本）的障碍。针对这种认识，加达默尔指出，这就是历史方法论的偏颇之处，即历史方法论的潜在前提就是，将某物划归到一个封闭的体系中，认为只有在封闭的系统中才能客观地认识文本永存的意义。“施莱尔马赫把解释学定义为避免误解的艺术。通过受控制的、方法论的思考而把一切异化的以及导致误解的东西——由时间距离、语言用法的变化、词义以及思维模式的变化等引起的误解——排除掉，这样描述解释学的工作自然是不无道理。然而，还是会产生一个问题，即当我们说理解就是避免误解，这种说法是否对理解作出了恰当的定义。事实上，每一种误解不都以一种‘深层的共同一致’为前提吗？”¹²

比如，自然科学的时间性特征决定了其历史性——近代科学与古代科学有本质区别，现代科学与近代科学又有所不同。然而，要理解近现代科学恰恰需要借助于以往的认识，需要通过与过去思想进行对话，我们才能真正扎根于历史性的根基上，才能真正思考近现代科学不同于古代科学的崭新特点。关于“惯性定律”，历时长久的验证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哥白尼在1550年前后提出的“日心说”遇到一大困难，就是地球怎么能在没有任何东西推动它的情况下保持运动？这个问题使哥白尼感到困惑，也为其反对者提供了反驳的口实。一个世纪之后，惯性定律的发现才给出了答案：不受外力作用的物体一定保持速度不变。若干年后的今天，我们进一步证实了惯性定律的正确性。当宇航员飞向月球时，宇宙飞船的火箭发动机首先把他们向上推，进入环绕地球的轨道。然后，他们使火箭发动机点火几分钟以离开环绕地球的轨道，开始飞向月球。接着，他们关闭发动机，靠惯性飞行3天，飞过大约40万米到达月球。宇宙飞船就像一个运动了很长距离的滑块，极好地验证了惯性定律——地球就好像是太空中的滑块。这个史实充分说明，尽管惯性定律在哥白尼发现日心说之后，晚来了一个世纪，但是，时间距离并不是我们认识的障碍而必须加以克服的东西，恰恰相反，时间距离是我们不断产生新见解的意义源泉，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时间间距的意义就在于，“时间不是一个张着大口的鸿沟，而是由习俗和传统的连续性所填满，正是由于这种连续性，一切流传物才向我们呈现出来”。理解是永无止境的，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不断消除新的错误而滤出真正的意义，又不断生产新的理解、使之得以展现的过程。“促成这种过滤过程的时间距离，本身并没有一种封闭的界限，而是在一种不断运动和扩展的过程中被把握”，“只有从某种历史距离出发，才可能达到客观的认识”。加达默尔以此赋予了时间间距以一种合法性，并巧妙地将解释学的真正位置搁放于这个“中间地带”。

由以上对理解向度与传统的考察，我们看到，理解中的人不仅不能摆脱历史与传统，而且还要不断投入其中。理解者的视界不是封闭的和孤立的，它是理解在时间中进行交流的场所。视界同历史一样，总是在不停地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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