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山西省新生活运动对民众生活影响初探
摘 要：新生活运动是国民政府将“礼义廉耻”作为主要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以提升民众日常规范、改善社会环境而倡导的，具有一定政治色彩和强制约束力为特征的重要社会运动。山西省新生活运动在改善民众生活环境，提高民众行为素质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本文试图以新生活运动中的“规矩”运动作为探究视角，通过列举新生活运动对于山西省下辖地区民众的习惯习俗、社会环境建设、社会基础设施、国货土货使用等方面的要求与倡导以及民众对于新生活的实践，阐述新生活运动对20世纪30年代山西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
关键词：新生活运动;规矩;民众生活;影响
中图分类号：K2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9）01 — 0069 — 05
新生活運动是国民政府为提升民众日常行为素质，以“礼义廉耻”为主要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并依靠一定强制力兼有政治意义的社会改良运动。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标志着新生活运动在全国的正式推行。1934年7月，根据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提案，经省政府第197次委员会议议定，成立了具有新生活运动总枢纽性质的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以下简称新运会），拉开了山西省新生活运动的帷幕。“规矩”运动是新生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民众在社会各领域、各方面都要遵循社会固有的道德与秩序。“规矩”运动的推行在提倡民众遵守规矩、改善公共环境以及支持国货三个方面取得了成效。
一、修禁习惯陋俗 提倡遵守规矩
民国时期，由于民众文化水平相对偏低，社会公共设施不够完善，使民众对守时、锻炼等好的习惯缺乏明确认识。山西省新运会以解决民众日常生活存在的问题出发，发挥公务人员率先垂范的作用，从提倡守时早起、倡导强身健体、革除陋习以及禁烟禁毒等方面修禁习惯陋俗，提倡民众遵守规矩，提升民众日常素质。
（一）提升守时意识
近代以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活方式逐渐涌入中国，西方国家生活的快节奏，对时间精准化的标准逐渐影响近代中国的发展。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几千年的农耕生活使人们养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这是中国民众散漫、不守时的重要因素之一。民国时期，近代机械制钟工业虽已初具规模，但由于钟表价格昂贵，普通国民，难以购买，农民更是望尘莫及。久而久之，民众缺乏精确化时间意识，在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出的散漫更为严重，甚至存在以“迟到为荣”〔1〕的现象，不利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山西省的一些乡村小学，为节省开支，多不置买钟表，往往“以日取影，漫无标准”〔2〕。这既不利于教师掌控时间，也不利于学生养成守时习惯;公务人员开会时，经常出现迟到情况，“往往过时一点乃至两点，召集人员，方能到齐”〔3〕，影响了正常工作秩序。为提高国民守时观念，改变民众散漫、迟到现象，山西各地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升民众守时意识。太原县通过筹款方式，将“城内旧有钟楼，重行修缮”〔4〕，并将东街岱山庙大钟移悬楼内，作为标准钟，对于早钟、午钟、晚钟的具体敲撞时刻予以规定;天镇县则以“养成儿童守时工作之良好习惯”为目的，由县政府“通饬各村小学校，每校须购进马蹄表一只，置诸教室，定时工作”〔5〕;对于公务人员则将守时习惯写入工作条例中，规定“各机关团体召开会议时，出席人员未经请假无故不到或迟到二十分钟者，即予以相当处分”〔6〕。汾阳县“先定子午杆以正日影，后置子午钟……全县之时刻既正，失时误事之弊亦免”〔7〕。
通过在钟楼、学校等公共场所设置公共钟表，兼以制定相关制度加以约束，不仅改变了成年民众在生活和工作中存在的散漫现象，更新了精确化时间的观念，也让未成年学生从小树立恪守时间观念，养成珍惜时间的良好习惯。
（二）强身健体观念增强
自近代以来，“强身救国”始终被政治家当做解决国家衰弱状况的途径之一。新生活运动强调，“有强健的身体”是作为“健全的现代国民”〔8〕的首要条件。为提高公务人员和普通民众身体素质，山西各县采取措施，倡导公务人员和民众参与运动锻炼。辽县规定公务人员“每日下午五时至六时”，在大堂前”进行“联合运动”〔9〕，每人需从网球，乒乓球，国术三种运动项目中任选一种，进行学习与锻炼;偏关县将“晏安迟起”视为“国人最大恶习”，于是“召集各机关公务人员开会讨论”，通过了“实行早起，练习运动”的提议，要求公务人员“每早六钟，闻公安局起床号声，一律起床，七时齐集县府前草场……练习国术一小时”〔10〕;浮山县、离石县等地设立公共体育场，某些体育场内设有“篮球，乒乓球，秋千，铁杠”〔11〕等运动器材，方便普通民众日常锻炼。此外，举办国术比赛也是增强民众强身健体意识的重要途径。1935年4月28-29日，河曲县举行国术比赛大会，实地观摩，且备有奖品多种，以资鼓励，使民众逐渐养成国术能力。
在新生活运动的提倡下，政府通过创建公共体育场、推行国术等一系列有益于公务人员和普通民众强健体魄的举措，不仅让强身健体观念深入人心，也令太极拳、岳氏八翻手等中国传统武术得到传承，为民众锻炼身体创造条件，使民众“萎靡不振之气，从此顿消”，国民崇尚运动的习惯“日臻发达”〔12〕。
（三）制止女性缠足陋习
女性缠足是我国封建社会独有的陋习，使中国女性“受了一千多年的缠足惨刑，发生了种种恶果”〔13〕，女性缠足不仅危害健康发育，还限制了女性的职业选择，不利于社会发展。民国初期，我国各地虽通过各种方式对妇女缠足陋习予以取缔，在沿海地区的城市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就内地来看，缠足风气依然存在。据山西省各村1933年调查数据显示，全省各县缠足人数约为948000〔14〕余人，尤其在乡村，女性“狃于缠足陋习，仍未改放。”〔15〕有鉴于此，山西省各地以新生活运动为契机，广泛开展禁止妇女缠足活动。一方面，政府通过成立协会、发放传单等方式增强禁止女性缠足的劝导宣传力度。阳高县、河津县等地成立“天足会”、岚县“组织学生不娶缠足妇女会”。〔16〕这些反对女性缠足的社会组织的成立，有效地宣传了缠足对女性的危害，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山阴县通过组织传唱“《女儿缠足歌》、《缠足女儿哭五更》等歌曲”〔17〕进行宣传;荣河县发放“学生不娶缠足女子徽章，……扩大劝禁，而期易于肃清”〔18〕。另一方面，在宣传劝导的同时，山西各地根据实际，采取较为严格的方式，制止女性缠足陋习。荣河县制定《荣河县厉禁缠足办法》，规定“凡在十三岁以下之幼女，除有特殊情形，准其免学或缓慢学者外;其余一律强迫就学。凡在校内之女生，均不得裹足，并由各督学负责检查”〔19〕。临晋县规定：“凡男家于娶妻前十日内，必先报名区村长副，届期派人前往察看，新妇若系缠足者，处以三元至五元之罚金”〔20〕。